《梦幻丽莎发廊》封面
《耍猴的人在月台上看苹果》 里唱：“在鸡鸣之前，我和拉面馆的女服务员聊起了理想。黄昏的时候，我和发廊小姐聊着一些哲学问题。”
失意的城乡结合部知识分子无处诉衷肠，于是在理想与现实相错位的冲突中，学会退一步讲。
五条人忠于生活，乐于呈现生活幕布后面那些凌乱的角落，用幽默豁达的方式给予那些在琐碎生活中挣扎的普通人以安慰。
而对于观众到底是喜欢他们的娱乐性还是喜欢他们的音乐，仁科并没有那么在意。
他相信五条人的个性和音乐是一体两面的，因为他们的幽默感与他们创作的风格、关心的题材，始终保持一致。
民谣走鬼的城中村叙事
五条人总是描写他人的生活，很少写自己。
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仁科回答：“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五条人只是“小人物”的其中之一，做“现实生活的搬运工”。
五条人最初的生命体验来自于广东一个叫海丰的小县城，1988年这里被合并进汕尾市。
海丰对于五条人的影响不只有方言演唱。关于海陆丰有一句俗语：“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形容那里的民风彪悍。
那里有穿着旧拖鞋、骑着破单车，平时一贯“佬势势”却总是进局子的道山靓仔；
有兜里没了钱，去找会计部阿妹提前要工资的酒鬼猪哥伯；
还有梳着“周润发头”的社会青年阿虎，和兄弟们前跑到一座大楼面前大喊“阿娇！你爱跟我走吗？我就等你一句话！”……
这些都是仁科与茂涛的生活，供他们就地取材。
仁科与茂涛
仁科和茂涛，都是海丰县城里经历过家道中落的“贵公子”，仁科的父亲家底殷实，开过餐厅、酒楼、发廊，甚至卡拉OK歌厅，但随后生意赔本，全家人跑路离开原来住的海丰捷胜镇，来到海城。
茂涛的父亲则是个泥瓦匠，90年代开始当上包工头，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父亲欠下巨额工程款，至今还未还清。
原生家庭带给仁科和茂涛巨大的失落感。高考失败后，茂涛去了广州，做起了打口碟的买卖，三年后，在一场音乐会上认识茂涛的仁科也决定离开老家，拎着爸爸买的一袋香蕉，坐上了开往广州的黑车。
先到广州的茂涛在哥哥读书的华师大宿舍里住了一年多，仁科前来投奔时，两人住进广州历史最长的城中村——石牌村，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毛胚房，仁科卖盗版书，茂涛卖打口碟，摆起地摊儿，广东人称之为“走鬼”。
《梦幻丽莎发廊》里具体的场景，就发生在仁科住进石牌村之后，他总会挑一张喜欢的打口碟，找一个客人很少的时间去旁边的发廊，花五块钱洗个头，“这五块钱花得很值”，仁科说，“我可以听到我喜欢的歌”。
90年代被称为“洋垃圾”进口的打口碟，尽管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盗版制品，但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内地不少年轻人，他们通过打口碟接触到了大量外国的流行音乐，茂涛和仁科也不例外，这开启了他们在音乐上的道路。
2007年，广州为亚运会整理市容，俩人结束了走鬼生涯，盘了一个店面开始卖唱片；2009年，俩人正式组建五条人乐队，并录制了首张专辑《县城记》。
作为城市走鬼的经历带给五条人丰富的感触，造就了他们塑料味的音乐风格。
尽管混迹于流浪汉和烂仔之间，但五条人清楚自己是个“文化人”，用清醒的文字记录草根阶级的生活。
人口密集、脏乱、治安差的城中村，“即使是在六楼，但大白天还得开灯”，是高速发展的大都市的另类写照，也是五条人音乐的灵感所在。
在《城市找猪》里，他们想象中找到了几百万头，写下“农村已科学地长出了城市，城市又艺术地长出了农村”，道出了多数草根阶层，在城乡之际的徘徊与惆怅，以及城市化带来他们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冲击。
正是因为身处其中，五条人对市井生活的关心，更像是一种自然的惯性。
他们很爱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不管它是市井的，隐秘的，还是不可理喻的。
“他们真实贴切地记录下时代滚滚洪流里溅起的点点泥星，那些无法轻易被抹去、不该被遗忘的东西。”《南方周末》报评价道。
但当然了，就像人间清醒大张伟说的，摇滚乐从来不缺深刻，也不缺批判。
如果你更喜欢五条人带给你的捧腹大笑，那么快乐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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