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制片公司来说，生产类型片的目的是利用这种可以快速产出并具备高效吸附特定群体作用的影片来收获更多的市场利润，制作范式也便是这个过程中生产这类影片的工业模具。但这样进行持续产出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即在接受到相当程度的市场创作后观众将对于此类范式形成感官上的审美疲劳，从而使影片失去票房号召力。如果要观众对此类影片保持足够的吸引，在保证运作足够纯熟的类型技法外影片还必须要适当采取“反类型”的创作手段。
随着时间的发展，当“反类型”也逐渐走向一种同质化时，“反类型”也便成为了一种“类型”，因此“类型”与“反类型”在类型电影的创作中处于持续不断的转换之中。美国学者约翰·贝尔顿对类型电影这样总结到：“类型机制依靠熟悉和未知、传统和创新、相同和不同的混合力量，它使用了类型中的基本元素来制造观众的某种期待，它也同样适应、修改和游戏那些传统要素，以求为观众提供一种独一无二的娱乐体验。”在明确了类型电影的概念后，再反观《鱿鱼游戏》便可发现，它依旧贯彻着一种熟练的类型模式，而这种类型模式我们可以返回到“主题”“人物”“叙事”中加以辨析。
据笔者看来，《鱿鱼游戏》在逻辑设定上更接近于前些年改编自漫画《赌博默示录》的影片《动物世界》。影片《动物世界》讲述了一个名叫郑开司的年轻人因偿借款，面对一事无成的自己与凌乱不堪的生活他不得不参加一场邮轮上的神秘游戏，最终得以生存的故事。从故事概况中便可看出，二者之间虽有影视之分，但在故事的设定上两部作品几乎如出一辙。于此相似地，还有《名片游戏》、《欺诈游戏》、《人狼游戏》、《朋友游戏》、等等“游戏逃生”类题材的相关影视剧创作。因此在叙事结构上，此类型的创作已经形成了一个同质化的创作现状，其程式化的情节在于讲述一个“受制于现实困境的普通人因为某种特殊的机会而被动地参加了一场代表着魔鬼交易的生存游戏，在此过程中他们则需要凭借自己的智慧与运气使自己生存下来，期间的人物关系、人物抉择与人物行为将会给予主人公生命震撼，最终他们将以某种方式赢得胜利甚至是推翻游戏幕后的秩序”的故事。
在人物上，这些主人公大多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但却又能在危急时刻展露出不平凡的智慧一面，他们或是有着特殊的某项技能或是对于人性有着深刻的了解与观察。在游戏中，主人公往往代表着一种阶级之间的对抗，它映射到现实社会中成为资本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对立，而游戏本身也成为娱乐至死最直观化的体现。这种逃生游戏的叙事能够在市场接受度中屡试不爽，说明着此类题材吐诉出大多数人对现实阶层矛盾的认同。主人公正代表了这样一种对抗秩序的反叛者，观众期待他的胜利正如期待自身能够在逆境中去获得成长与扭转乾坤，说到底观众所迷恋的不仅仅在于一个被架空的“异托邦”下所呈现的奇观游戏，本质上被注视的依旧是“哪吒”式个人命运的斗争和对生活焦虑解除的美好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