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于1868年出版的小说《小妇人》，在150年之后依然是一部深受喜爱的经典之作，其持久不衰的吸引力，不仅仅来自于某种“甜蜜与光明”的迷人特质（海明威语），也来自这部作品中超越时代的、更复杂与更微妙的女性主题。
◆ 为什么好莱坞新锐女导演格蕾塔·葛韦格要选择拍摄一部150年前的女性成长小说？或者说，在当下重述这部作品的意义是什么？要选择什么样的叙事方式，才能避免这部改编作品沦为精巧华丽但毫无新意的老古董？
◆ 格蕾塔·葛韦格以一种轻快、灵动、舒适、精确的叙事方式，通过双线叙事、闪回、开放式结局等现代主义电影手法，呈现出这个故事中更深层的女性意识，通过这一大胆创新但又忠实于作者意图的改编，为经典之作带来了某种当下性与现实感。
晦暗与甜蜜交织的双线叙事
《小妇人》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亲切甜美、可爱迷人，几个版本的影视改编作品，无论是凯瑟琳·赫本饰演乔的1933年版、伊丽莎白·泰勒饰演艾米的1949年版，或是薇诺娜·赖德饰演乔的1994年版及2017年BBC迷你剧集，都致力于复现小说的这一公认特质。
之前的所有改编版本，无一例外都遵循原著的叙事结构，按时间顺序讲述马奇家四姐妹从少女到结婚的成长经历，这种单线、顺时叙事结构带有一种稳定、坚实、有条不紊的节奏。
新版《小妇人》彻底打破了这种线性叙事，葛韦格从四姐妹的成年生活切入故事，再通过闪回不断转至少女时代，在当下与过去两个叙事时空之间反复切换跳跃。影片从乔在报社门口的一个压抑的剪影镜头开始，每个人都陷在生活之中踯躅不前，乔在纽约艰难地坚持着写作，梅格在拮据的婚姻中疲惫不堪，艾米在欧洲寻找满意但不一定幸福的婚姻，贝丝则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
在灰色的现实中，少女时代的金粉记忆一点点浮现出来，那些吵吵嚷嚷的快乐日子，圣诞早餐、舞会、溜冰、滑稽的话剧、腌渍酸橙，是她们渴望回到的、像雪花玻璃球中的世界一样美好的往昔，她们想要在回忆中抓住少女时代的快乐、勇敢、骄傲与野心。
如果说，原著小说与其他改编版本中的年少岁月，有一种稳固、坚实的幸福感，一种童话世界中的唯美，那么，新版中的年少岁月，则成为一种飘忽不定的记忆，美好、轻盈、脆弱但无法握住、随时要溜走。过去、当下两条并行的时间线，通过时间的流逝与回溯，带来一种挥之不去的悲伤。
新版故事的怀旧与记忆，改变了我们熟悉的那个故事的梦幻与甜蜜，这种破坏性的改编，却带来了一种新生的力量——毫无疑问，新的叙事结构让这个故事更加现实、更适合成年人。通过这种全新的、充满活力的改编，葛韦格触及了小说隐藏的核心——女性成长的主题。离开甜美安全的童年时代，向世界敞开，找到自己的道路，这些都是女性解放的一种尝试，也是这个故事超越时代的力量所在。
影像上，导演用不同的影调和镜头运动方式区隔两个时空。少女时代是金色温暖的色调，成年现实则是灰蓝偏冷的色调。
150年前的故事，被仔细地分割与重新组装。两条时间线中的相似场景，通过某种生命叙事的逻辑重新缝合在一起。舞会接舞会、生病接生病、聊天接聊天，虽然是类似的场景，却有了不一样的生命况味。成年后乔在底层酒馆与教授释放自我的跳舞，切至少女时代矜持但雀跃的第一次舞会，再切至艾米为了嫁人这一现实考量参加的冰冷的上层社交舞会。少女时代贝丝从猩红热中恢复过来，接成年后贝丝在病中彻底离开。物是人非场景的并置，带来一种微妙的残酷感，但场景通过音乐和相似剪辑的方式巧妙组合，又带来一种愉悦的形式美。
在两条时间线的这种对话中，创作者发掘了一种记忆与怀旧中的反思性，一种更加复杂、更加深刻的人生经验被呈现出来。少女时代的吉光片羽、那些远山含翠的金粉记忆，正因为永恒失落了，才使人眷恋伤感不已。观众的情绪在快乐与感伤之间来回摇摆，而双重时空的叙事活力正在于此。
更鲜明更自觉的女性意识
除了甜美亲切这一第一印象，《小妇人》之所以能够影响波伏娃、苏珊·桑塔格、埃莱娜·费兰特等女性作家，在于这部作品让读者们意识到，写作变成似乎是每个女孩子都可以做到的一件事。“她们”在成长过程被《小妇人》激励鼓舞，想要成长为乔·马奇一样独立自主、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性。
在对这部经典进行重述的过程中，葛韦格发现了这部作品与当下社会现实更加契合的特质——对于女性自我意识的强调，对女性生活方式多样性的肯定。
终身未婚坚持写作的奥尔科特在150年前，出于观众的阅读期待与时代局限不得不对出版商妥协，写下一个女主角找到真爱的大团圆结局，这多少是某种无奈之举，毕竟乔整本书都在说她希望自己生来是个男孩。她在日记里温和坚定地表明：她的乔应当是终身未婚，精神富足。
在为剧本作准备而研究了大量作者奥尔科特的人生经历后，格蕾塔·葛韦格找到了重述这一故事的方式。于是，新版《小妇人》中的乔不仅是我们熟悉的那个马奇家老二，也融合了作者奥尔科特的自身经历和自我意识。本片中，葛韦格勇敢地表现出了作者想说但却没说出口的话：“我宁愿做一个自由的老处女，自己划独木舟”。影片中的这句台词并没有在小说中出现过，而是出自奥尔科特给姐姐的一封信。
葛韦格通过一个狡猾的开放性结局，在不破坏原著美满快乐结局的同时，讲述了叙事的另一种可能性，乔的另一种选择。
结尾是乔去火车站追教授的浪漫场景，与乔和出版商对于故事结尾以及版税的讨价还价，两条线交叉剪辑在一起。出版商质疑：主角要嫁给谁呢？乔表示她不想主角结婚，主角整本书都在说不想结婚。出版商拒绝了这个结尾，认为好的结尾是能够大卖的浪漫结尾。下一场戏是乔追上教授，在雨伞下表白。然后切到出版商心满意足，认为桥段感人至深，两人继续讨论版税。这种类似叙述诡计的手法，似乎在暗示这个雨伞下的场景不过是乔为出版商虚构的完美结局。但观众尽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将其看作是真实的结局。作者在这里耍了个花招，没有说出确定的答案。但我倾向认为，最后乔在玻璃窗外看着自己的书被印制出来的场景，带着无法言说的满足感，一种可以书写自己人生的力量，才是影片真正的结局。我相信这也是奥尔科特在小说中未曾实现的，她让乔在结尾放弃写作选择了结婚，这完全违背了人物的性格。
一方面，葛韦格在影片中借乔与艾米的台词温和地批评了传统的婚姻观念，认为婚姻是一个经济命题，是由金钱堆砌的。但另一方面，她也肯定爱情与婚姻、家庭的价值。乔不希望梅格结婚，希望两个人一起去寻找自己的梦想。梅格坚定但温和地回复：“我想结婚，因为我爱他。仅仅因为我的梦与你不同，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我愿意工作与奋斗，但是我想跟约翰一起”。梅格对于女性选择与价值观的捍卫，也是女性的一种独立和觉醒，并不存在一种唯一正确的女性独立的方式，应该尊重每个个体实现自我的方式。
同时，对艾米这一人物的重塑，也是影片特别有创造性和力量的地方。很多改编版本中，因为篇幅限制，艾米都被塑造为一个简单、不懂事、有点虚荣的姑娘。对于她跟劳里的爱情，很多改编版本也都一笔带过，完全没有说服力。但在原著中，艾米虽然开始有一点爱慕虚荣，但长大后却成为一个令人尊重的姑娘，也是她把劳里从堕落边缘拉回来。新版《小妇人》中，艾米的自信、叛逆与*、野心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坚定的自我意识与强大人格。她对婚姻有着清醒的目标，对物质条件有一定要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女性的境遇并不乐观，在婚姻上其实没什么自主权。女性在那个时代的事业选择也非常有限，不是天才、没有财产，似乎只能选择结婚比较体面。长大后的艾米成熟、清醒、自信、坦诚，虽然坚持自己的婚姻观念，但也为了爱放弃了更好的选择。
可以说，葛韦格像原著作者一样，喜爱并重视书中的每一个人，尊重她们的选择与自我追求，这让这部作品比之前的改编作品都更客观全面。她以热情的渴望而不是怯懦的崇敬对待这部小说，极力避免亦步亦趋，通过有分寸但关键性的改动，既尊重原著的美感与道德感，同时也超越了原著的时代局限，彰显了原著所蕴藏的超越性力量，为故事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向现实敞开的方式。这个故事不再是一个简单甜美的少女故事，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生命叙事。
作者：刘起，电影学博士、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助理研究员
编辑：范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