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我们从过去中挑了一些人做我们的祖先，从过去中挑了一些瞬间作为我们的历史。”在前晚举行的新书《古今之变：历史学家访谈录》发布会上，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新这样说道。
在这本书中，作者李礼对十七位中外历史学者进行了访谈，罗新是访谈对象之一，在对话中他探讨了国家民族主义等话题。在活动现场，罗新也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论述。
人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罗新谈到，“民族”一词是近代产生的日语词，与哲学、化学、物理、生物等词语一样，都是日本人使用汉字造的、对应西方语言的新词。“民族”本身是近代西欧国家制造的政治概念。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有别于传统的、由教会的权力赋予合法性的、君王的国家，是权力最高的人群集合体单位，由此也有“神圣主权”的说法。
人们认为，国家是由一个民族构成的，民族赋予了最大的合法性，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民族的成员，这个国家是我们每一个人构成的结果，我们赋予了国家权力，是它的合法性的来源。”
罗新对比了古代王朝和现代民族国家。古代王朝的合法性不来自民族和人民，因此古代王朝不是民族国家，而是用暴力方式夺取的国家，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施加的暴力控制，所以只有臣民，没有公民，人们不是民族的成员，而是奴隶群体的成员。因此，民族主义和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是互相联系、不能分离的。
另一方面，谈到“民族”，人们天然就会想到“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有共同的血统，我们有共同的祖先”等话语，但这样的假定其实是一厢情愿的理解。罗新长期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对前人的研究感到不满意，他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民族”概念的混淆。过去人们认为匈奴、突厥、鲜卑、乌桓等是民族，罗新发现，它们其实根本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民族，而是国家——匈奴并不是一个单一血统民族，它是一个帝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传统，人们说各种各样的语言，包括汉语、突厥语、通古斯语和蒙古语，还有来自中亚的说伊朗语的人。因此，假设今天在蒙古高原上找到匈奴时代遗址，说被埋葬的人都是匈奴人，提取基因并作为匈奴人的标准基因群，就会导致错误。
与此类似，汉朝、唐朝等王朝都是国家，而不是民族。“当然，在一个国家之内，由于长期的交流，特别是在国家教育政策、经济政策等干预之下，会有很多文化上的趋同。”
家庭构造其实是社会制度构造
罗新也遇到了一些反对意见，这种意见认为，民族是一个个的家庭构造起来的，家庭是一种血缘构造，因此民族也是血缘构造。对于这种观点，罗新也在活动现场予以反驳。他指出，中国人的家谱只讨论父亲这一支，最近三代的母亲还会被写入其中，再过几代母亲都会消失，这意味着“每过一代，我们血缘中的50%都被消灭了”。
人人有父母，父母也各有两个父母，如此计算，20代人就有100万人以上的祖先，今天我们家谱中认定的祖先是从100万人中挑出来的，也就是百万分之一的血统。据此，“就算轩辕黄帝是个真人，他也只是我们千万个祖先之一。不能忘了还有千万个其他人也是我们的祖先，不能够被他这一个祖先给牵着鼻子走。”
罗新还意识到，家庭里有大量非婚生子。养子过了几代就不再在家谱中被记录为养子，而算是真正的孩子。对于血缘里最亲的人，也有制度把他们开除掉，即断绝家庭关系。有足够的制度保障着哪些人可以进入家庭和哪些人被赶出家庭，因此家庭构造其实是一个社会制度构造。
在这个意义上，罗新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所有结构都是政治性的，带有强烈的社会制度色彩、政治制度色彩。”历史并不等于过去，在我们此刻之前，过去无边无际，有无数之多，但历史却非常少。“我们从过去中挑了一些人做我们的祖先，从过去中挑了一些瞬间作为我们的历史，”他告诫现场读者应对此保持警惕，“过去是在千变万化的，我们有责任根据我们今天的认识去改变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