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出的“两弹一星”元勋照片前拍照。张国/摄
2009年，当地建立了“原子城纪念馆”。馆里的工作人员不时会从参观者中发现这类老人——有的人会静静看完展览后，告诉讲解员，自己就在这里工作过。一些人参与了纪念馆的展陈工作，用他们的回忆来帮忙还原当年的情景。
几年前，在一个闭馆的日子，一名讲解员见到一位老人趴在玻璃门外张望。他说自己86岁了，在221基地工作过，从江西来，很遗憾不知道是闭馆日。纪念馆特地为他打开了门。临别时，他感激地说，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来这里了。
纪念馆多年来一直在派人回访那些老人。副馆长杜文林说，他们回访过在高塔上为第一颗原子弹插雷管的作业队，副队长叶钧道告诉他们，自己当时不紧张，因为动作练过无数次。等到他们找到另一人的联系方式，发现对方去世了。
他们2011年去北京，听说“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当时身体抱恙，没敢打扰。巧合的是，在楼下碰到陈能宽散步回家。他们“冲”了上去。那天，陈能宽为他们题写了馆名。
另一位元勋于敏接待他们后，临别时说了一个期待：把青海的教育抓好。
2024年，“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和于敏的后人，也参加了青海的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座谈会，去了他们向往已久的父辈工作过的地方。
纪念馆里展示的郭永怀、邓稼先的名言。张国/摄
他们向纪念馆捐献了一些藏品，有两位科学家的手稿，还有一枚于敏收藏过的原子弹爆炸纪念章。
2021年，海北州政府设立了“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李兴平说，这片旧址早在2001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制定了保护规划。这个办公室的职责就是编制保护方案，实施一些保护项目。221基地共有18个厂区，近300个单体建筑需要管理和修复。
其中一个重点项目，是过去的一个火车站台，已有部分塌陷，曾经繁忙的铁轨陷入沉默。60年前，这个并不起眼儿的站台在为中国人的“腰杆”承重。第一颗原子弹就是从这里秘密出发，运往试验基地。
李兴平说，他们希望通过修缮，使车站恢复原来的状态。
他们的办公地点，就在221基地标志性的一分厂“105大楼”，曾是实验部和设计部办公楼，刘书鹤曾在一楼办公。一些顶尖科学家在这里进出过。
在不同厂区，他们尝试复原一些车间。有的从档案馆里查得到建筑设计图纸，但有的涉及保密，找不到图纸，只能借助老人的口述，来尽量还原。
221基地复原一分厂生产车间。胡春艳/摄
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谢建源提供了很多帮助。一分厂102车间里张贴了一份名单，是他凭借记忆列出的某些年份的车间成员。他让这个车间的同事又“聚”在了一起。
在这个车间，年轻的谢建源处理过棘手的核材料起火事故。那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3个月，一些浸泡在四氯化碳中的铀切屑在搬运时暴露在空气中，发生了自燃。80多人出现四氯化碳中毒症状，所幸并无大碍。
谢建源与未婚妻认真地讨论过一个问题：假如没有孩子，她是不是仍愿意结婚。他常年与核材料打交道，如果受到过量辐射，影响生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她的答案是“愿意”，而他们生儿育女也未受影响。
2024年，热心的谢建源没有再回221基地——他已辞别人世。
没有刻完的名字
当年的人早已四散。1995年，221基地退役，移交海北州。谢建源参与过最后的核设施退役处理工程。
得名自古代“西海郡”，这里改名为西海镇，草原上又迎来成群的牛羊。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化剑为犁”的核武器基地。
对那段历史，当地先是立了一座纪念碑，后来又开设了纪念馆。
“核二代”夏鹏重返金银滩，在“596”长廊上找到父亲夏永泰的名字。胡春艳/摄
2023年，纪念馆在户外搭起一条“596长廊”，两侧由长长的姓名墙构成，墙上是30多年间在221基地工作过的人名。
第一个名字是阿白，到佐春香结束，刻上去的名字有31564个。
名字刻在特殊的锈蚀钢上，极易在手指沾上棕色铁锈。但字体镂空，无论晴天雨天，光线都会透过墙壁，使这些名字不时闪着银光。
很长年月里，有一位科学家在此地的化名是“王京”。但在这面墙上，他以本名示人——王淦昌，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对公众来说，墙上的多数人籍籍无名，也有极少数如雷贯耳，受到过国家的崇高嘉奖：在首都的人民大会堂里，在庄严的仪式上，他们每人获得了一枚由500多克黄金打造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那是1999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35年之后。
属于力学家郭永怀的那枚奖章是追授的。奖章发出时，他已殉职31年。1968年，他从青藏高原的这个地点出发赴北京，飞机降落前，不幸发生了空难。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中，他是唯一的“烈士”。
每位“两弹一星”元勋都在这个纪念园区拥有单独的雕像，但回到姓名墙上，再大的人物，也是按照姓名汉语拼音的顺序，排在密密麻麻的3万多个名字里。每个名字拥有同样的面积。
与郭永怀、朱光亚、周光召紧邻的分别是郭永明、朱光辉、周光先。于敏在于海荣的左侧，邓稼先的上方是邓家润，陈能宽下方则是陈攀森。当年在核武器研制中与王淦昌、郭永怀一起作为技术上的领路人、被称为“三尊大菩萨”之一的彭桓武，夹在彭华述与彭换清之间——以这种方式，他又回到了念念不忘的“集体”中。
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的很多年后，一些科学家凭借这两种核弹的理论设计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彭桓武排在获奖名单首位，但他拒绝把奖章带回家里。他交给“集体”，并写下“集体，集集体”的赠言，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这些科学家引领下，刘书鹤也因在这里的工作获得过国家科技奖励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对记者说：“我的体会，那是全国人民大力协同的结果，是上万人群策群力攻关的成果。至于我们每个人，你最多是青海湖里的一滴水、金银滩上的一棵草。”
“历史将永远铭记所有把热血和青春奉献给这片土地的人们！”2009年，纪念馆开馆时已立过一面姓名墙，基座上有这样一行字。
因为资料缺失，那面墙上只有6000多个人名。年深月久，一些名字因为锈蚀，完全看不清楚。少数则格外显眼，因为不断得到擦拭。有人甚至努力爬到几米高的地方，用鲜艳的染料去描出某个姓名。
工程师李宗兴到过第一面墙下。他参与设计过221基地的一些厂房，后来调离了这里。从墙上，他找到一些熟人，也有一些他所知道的人名不在上面，包括他自己，这成为他的遗憾。
2023年新建的纪念墙，收入了更多的姓名，但仍不完整。李宗兴就不在其中。遗憾的是，他已去世。
纪念馆馆长马清芳对记者说，名单征集自与221基地有过延续关系的中国核工业集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机构，都是在基地工作过的人员，有人因为调离等原因，不在名单之列，需要逐渐核实补充。
她还表示，建造时已预留了位置，会陆续刻上去。
因为工作，马清芳结识了不少221基地的老人。他们向这些亲历者征集史料，组织关于“两弹一星”的研讨活动。
常有老人托她去姓名墙上寻找某个名字，拍下照片。马清芳说，看到这些名字，这些亲历者及其家属常说的是，“历史没有忘记，祖国没有忘记”。
“他们的要求很低”，她说，“不要忘记”就是他们的愿望。
艰难与礼让
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记忆，并不都与核材料有关。
1958年9月，从河南项城县奔赴青海的“支边青年”蒋宗泰，成为221基地的首批建设者。
没有房子，他们住在过去牧民的废弃羊圈里，“把羊粪往外一拢，地上铺上麦秸”。
他以为是来开荒的，结果干了很多工种。他修过铁路，第一颗原子弹出发那段近40公里的铁路专用线，是他们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抢修出来的。当地一年的有效施工期只有3个月，大多数时间，要靠烧锅炉保温，才能浇筑水泥。高原冻土，那条铁路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蒋宗泰工作半年多后，河南清丰县的张瑞林也来“支援边疆”。他也以为是来种地，带着犁地的农具。依然没有房住，他住进了10多个人一顶的大帐篷。
在冻得硬邦邦的土地上，这些早期的建设者采石，烧窑，铺路，上山打荆条用于建房，捡回牛粪来当燃料。
早上起床，他们的被子和头发会结上白霜。蒋宗泰说，“被子上每天能倒出一捧沙子”。许多人有过被夜间大风把帐篷吹翻的经历，他们会在夜晚听到狼嚎，或者在路上见过狼。
即使后来逐渐有了房子，也是大片的“地窝子”：在地下挖出深坑，四周堆起土坯，顶上盖上油毡。
221基地以二分厂为界，以东被称为“东伯利亚”，以西则是“西伯利亚”。
饥饿是早期的集体记忆。221基地开建不久，中国人就遇到了饥荒年月。
221基地的老人能够清楚地记住当时每个月的人均粮食：28斤、26斤、24斤、22斤，因工种不同而不同。相同的是都远远不够，没有油水，没有蔬菜。用来冲水喝的“酱油膏”是他们经常提到的一种调味品。
很多人去医院寻找泻药解决便秘问题。医生还遇到过因为吃草原上的旱獭而染上鼠疫的病例。
蒋宗泰按着大腿向记者演示，说当年饿得浮肿，身上“一按一个窝，一按一个窝”。
一些务工者不辞而别。蒋宗泰同村来了4位，留下的只有他。他对同乡说，还没看出这个厂是干啥的，你就走了？
他记得当时倡导的是“先生产，后生活”。后来为了“自救”，基地成立了农副业生产处，招募牧工开了牧场，组织人们打猎、捕鱼，种出土豆和油菜。
张瑞林忽然成了打鱼队一名班长，去青海湖上打鱼。有一次，为了多打一网鱼，给人们改善生活，渔船返航太迟，湖面结了冰。他们一边凿冰，一边硬往回开，船身划了一个大口子，差点儿沉在湖里。
在国家面临困难时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曾透露，1961年7月的国防工业会议上，对“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有过热烈的讨论。
陈毅副总理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他形容，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任务包括加速核武器研制，国务院总理*为主任，成员包括7位副总理。
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局长、北京第九研究所所长李觉认为，从那以后，221基地的建设进程加快了。
李觉于1958年8月，率人来扎下3顶帐篷，开始了221基地的筹建。
他的个人传记显示，他率领二三十人、3顶帐篷、4辆吉普车和4辆解放牌卡车。他们白天骑马去测量，晚上挤在帐篷里，在煤油灯下画出图纸。
在221基地筹建处工作过的董淑身，从南京机器制造学校毕业后，分到北京第九研究所。1961年11月底，从北京被派到“前方”。她住进了221基地的新楼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