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221基地的年轻人在宿舍楼前。资料图片翻拍
她看到楼下搭起帐篷。一个住帐篷的人跟她搭话，问她“苦不苦”，她说“不苦，苦惯了”。
她后来得知，这就是李觉，自己的顶头上司，还是一位将军。他带头让出楼房，让所有行政人员去住帐篷，把楼房留给研究人员。
“我们觉得很不忍心，又觉得这‘头儿’真好。”董淑身对记者回忆。
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作了大量调度工作。
钱学森晚年回忆过，有一次开会说到经费问题。*对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说：“先念同志，请你高抬贵手。”
李先念把手举得高高地说：“对于‘两弹一星’，我的手始终是抬得高高的。”
钱学森记得，聂荣臻曾出面给各军区打电话，给科研人员调去黄豆、带鱼、猪肉和羊肉等，以度过难关。
研制原子弹是这个国家的优先事项。刘书鹤保存的账本显示，他从实习生转正后，在221基地的月工资是126.75元，而他当时在北京和上海的同学都不足60元。
*要求“大力协同”。全国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高校参加了攻关。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摄影家侯艺兵访问过许多老人，与人合作出版了关于核弹和221基地的口述史著作。221基地负责采购设备的柯校枝向他们提到了一段协调设备的经历。
1964年8月，这里急需一台乳胶显微镜，来不及从国外订货。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新买过一台，为了安装设备还拆了门，刚把大门修复。他们去联系，工作人员一边说“你们一来又得拆大门，你忍心吗”，一边顾全大局把设备拆了下来。
另一种“空气动力学”
那些“两弹一星”元勋，都是“协调”来的。
邓稼先是调来较早的。1958年，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请他参与国家的原子弹研制。
回到家，邓稼先对妻子说，“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于敏被钱三强邀请参加氢弹理论研究时，感到“始料不及”。他自认性格内向，且喜欢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不太感兴趣。
但他后来谈及当初的选择时表示，是一种很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促使他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以后，接受了这项“沉重的使命”。“面对这样重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科学家中的3个支柱——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是1960年同一批调来的。这一年还从各地选了105名科研骨干，陈能宽就在其中。1962年，又调来了126人。
这些科学家里，朱光亚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很早就与制造原子弹发生了交集。
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后，当时的中华民国也有意培养人才造原子弹。经蒋介石同意，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弹道学专家俞大维选拔6名青年学者去美国学习。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的朱光亚和李政道就在其中。
这个计划很快就终结了：被派出者没有接触到美国的原子弹技术。
朱光亚是6人中唯一真的研制原子弹的人，只不过，他服务的已不是蒋介石的那个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光亚回到祖国。在回国的船上，他起草了一封给中国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221基地里来的，除了科学家，还有黄克骥这类从各地调来的高级技术工人。
1963年，黄克骥在北京接触过原子弹的一种试验弹。在研究所的一个旧车间，刚进门就看到，窗台下放着一个大“炸弹”。技术人员告诉他，这与原子弹有关。
“我当时就愣住了，我哪能想到我们国家能做原子弹呢？”他说，自己晚上回到家里，只能“偷着乐”，妻子对此一无所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始于1960年4月。当时的研究人员傅樱记得，他们在4台半自动电动计算器上开始做数值计算。前3次，发现一个重要数据与苏联专家当初留下的数据不符合。他们日夜“三班倒”，又算了两个半月，第五、第六、七次计算结果仍和苏联专家的数据不符，但与前3次一致。经过两个多月，他们算到了第九次。后来，周光召分析了九次计算结果，从理论上论证结果是正确的，否定了苏联的数据。
在推动原子弹研制中，221基地的主要组建者之一、李觉的副手吴际霖，曾以同事们熟悉的“空气动力学”来鼓励大家争气。他开会时说，我们憋足了一股气，要把这股气变成动力，努力工作，为祖国争气，这也是“空气动力学”。
刘书鹤从事核武器的环境实验，是郭永怀十分关注的领域。郭永怀指导他们建了一个160立方米的高低温实验室，这样能够不受季节限制完成一些任务。
郭永怀遇难前3天，还去过这个实验室。他告诉刘书鹤，自己要回北京一趟。他还说自己喜欢夜航。
3天后，他乘坐的夜间飞机失事。
隔了近60年，刘书鹤忆起那番对话，仍然感到惋惜。
他听过郭永怀的课。郭永怀讲课时说，原子弹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大家都要重新学。
当初，郭永怀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辞职回国，为了避免再受阻，跟同事们野餐时，把自己十几年所写的未发表的书稿都投入了火里。
在刘书鹤记忆里，郭永怀是个瘦高个儿，头上一顶鸭舌帽，戴着眼镜，眼神非常敏锐。刘书鹤那时担心被他问住，因为他的问题总是很深入。同时，他又会热情地指点年轻人去读哪本书。
工人蒋宗泰改做厨师后，也认识了郭永怀。他在小灶食堂工作，为这些科学家服务。
他说，小灶食堂伙食比大食堂精致一点儿，因为用餐的人操心用脑程度跟别人不同。有时，深更半夜还要等他们结束工作吃饭。
这些人多数有高原反应。于敏尤其明显，他食欲不振，同事经常看到他走着走着就想呕吐。但蒋宗泰没见谁跟厨房提过单独的饮食需求。
郭永怀爱吃红烧鱼，他是山东荣成人，来自沿海地区。这是厨师们所能掌握的饮食偏好。
郭永怀出事前一天，在食堂里跟大家打过招呼，说自己明天要去北京了。
飞机失事的消息传来，大家感到震惊。郭永怀在食堂里留有一双自己的象牙筷子。他去世几年以后，他的筷子还被厨师好好地放在那儿。
“对我们来说，这双筷子是怀念。”蒋宗泰说。
西出阳关多故人
221基地的建设，与原子弹研制的进度是同步的。
一位叫李凯的电工记得，早些年，他是整个基地第一个做阑尾手术的人。这是外科医生陈长贵告诉他的。手术做到一半遇上停电，护士打起手电筒，医生坚持做完了手术。
当时，基地靠一台柴油发电机组来发电。遇到停电，人们会手持蜡烛为医生照明。研制炸药的工程师刘振东在一个夜里因急性盲肠炎去了医院。为他做手术的也是陈长贵，也遇到了停电，并且靠手电筒的光照来完成手术。
不过，这一天对他来说，另一件事更加难忘。在他的主持下，1962年12月8日，二分厂浇铸出第一锅炸药——原子弹的第一块炸药部件研制成功了。他们一直在为引爆原子弹研制适合的混合炸药。
像厨师一样，他们使用一种炸药熔化锅来熬制高浓缩炸药球，需要不停搅拌，以免糊底。
从1963年3月开始，221基地迎来了大批人马，这被称为“草原大会战”。人们记得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将军的行前动员讲话。那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已经完成。
喜欢写诗的张爱萍用一些唐诗鼓舞士气，比如“不破楼兰终不还”，还有“西出阳关无故人”。不过他说，这么多人过去，是“西出阳关多故人”。
1964年6月6日，221基地的爆轰试验场，首次开展了全尺寸的爆轰出中子试验，这是对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的验证。
爆轰试验被称为“打炮”。一些小型试验已经在离北京不远、长城脚下的一处工地上开展过。221基地的这次爆轰试验意义非凡，它完全模拟原子弹爆炸，只有核裂变材料使用了替代材料，其他都是实物。爆炸中，高温碎片飞得很远，点燃了远处的草丛。但参加试验的人欣喜欲狂。
那场实验的效果，至今留在碉堡前坑坑洼洼的厚钢板上。
刘书鹤这一批新人到来时，条件已今非昔比。1964年8月，基地落成了气派的影剧院，被称为中国“西北第一影院”。直到今天，它依然是那里的地标。
当地餐饮界的地标“红星饭店”已经营业，请来了上海的厨师，出售正宗的贵州茅台酒。
显然，家庭和孩子也在增加。庆祝原子弹爆炸一周年时，刘振东所在的二分厂拍了张合影，第一排就有一个孩子被大人抱在怀里。从年龄来看，这个孩子大致是那颗原子弹的同龄人。
对基地，许多人怀念的是当年的那种状态。图书馆每晚坐满了人。刘书鹤记得那时同事们经常读书到夜里十点。
杜文林说，当他们问起当年“苦不苦”的问题，有些老人会反问：“我们苦什么？”
黄克骥这样向记者解释：“对我们亲手装过原子弹的人来讲，记忆一直是甜的，没有苦。我们已把生命都交给国家了，还怕什么苦？”
刘书鹤听老同事描述过一个场景：在一场篮球比赛上，有个球员拿到球后，抱着左看右看，不投篮也不传球。他忘了比赛，注意力在那个球形结构上，因为他工作的重心，也是几种球形结构的设计方案。
他输了球，因为心里装着另一个球。
躲在外语里争论
不过，所有的进展都是静悄悄的。
与今天人们在这里问长问短恰好相反，221基地过去一条人尽皆知的守则，是不要随便探听什么。
老人们仍保存着“保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保密誓词的原文。有一条就是“不该知道的机密不问”。很多人都知道，一位工作人员把基地信息告诉外地同学而被判刑的案例。
过去的一些细节会在不经意间露出。2009年，原子城纪念馆开馆不久，一位叫罗惠英的老人在这里激动地见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那是展厅里4个年轻姑娘站在帐篷前的一张合影。她们在221基地器材处工作。接收设备时，其中一位叫俞锡君的姑娘发现包装破损，请保卫处同事来拍照存证。她大着胆子，请同事顺便给她们拍一张合影。
由于照片可能泄露地点，而此次拍照未经单位许可，俞锡君一直没将这张照片示人。
几十年后，纪念馆对外征集展品，这张221基地当年少有的私人合照终于见了天日——照片里的那些场景不再是秘密了。
即使在同一厂区，不同车间、不同小组之间，人们仍不知道各自的工作内容。每个人的工作记录需要记在专属的保密本里，每次上班时去保密室领取，下班后盖上封印，交回保密室。刘书鹤在设计部工作，他的编号是“设-349”。
与外地通信时，他们的地址只能写邮箱代号“青海省西宁市500号信箱”，郭永怀从这里给女儿写信时，留下的就是这个信箱。
王淦昌的儿子曾说，他们那些年不知道父亲干什么去了，母亲总是说，“父亲在信箱里”。
原子城纪念馆讲解员去回访那些老人时，很多人都会谈到保密问题，这是他们当年生活的常态。
比如，一位叫张瑶珍的孕妇，家人不知她在什么地方工作。她在给家人的汇款单上加了一句“我想吃话梅糖”的附言。这是属于她自己的密语。她含蓄地告诉家人，自己平安无事，并且在这里怀上了孩子。
工程师唐长荣当年经人介绍了女朋友。女方去找他，多方打听，找不到具体地址和这个人，以为遇上了骗子。
蒋宗泰倒是遇到过没有地址所带来的优待。他有一次到北京出差，顺便去买日用品。那时物资短缺，牙膏都不好买。他拿着“国营综合机械厂”工作证，发现它颇具效力。上面连省份都没有，“人家一看，你这个工作证‘面积’太大了。”
据王淦昌的警卫员任银乐回忆，有一次，他听到王淦昌与朱光亚讨论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他担心王淦昌血压升高，以给他们打水为由去看看。当他出现，两个人都面带惊讶，立即开始用外语对话。他意识到，他们在讨论自己不该听到的事情。
最高机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出厂属于最高级别的秘密。1964年9月26日夜里，特殊专列拉着原子弹的部件从这里出发。专列里燃烧的每一块煤都经过了手工挑选，以免混进爆炸物。
原子弹是在221基地先组装，检查合格后再分拆，运往试验基地，到那里再重新装配好。
黄克骥所在的装配小组从这年5月就开始练习装配。8月初，他们已秘密组装出了第一颗原子弹。那天完工后，他们围着操作台，看着这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他感到就像看着自己出生的婴儿。
“大家高兴得眼含热泪，都想走上前去抱一下、亲一口。”
在221基地与首都之间的保密通讯中，这颗球形原子弹的化名是“邱小姐”或“老邱”。
装配叫“穿衣”，插雷管叫“梳辫子”，总装则是“邱小姐穿衣梳辫子”。
送走“邱小姐”告别以后，221基地一分厂102车间的一些人在红星饭店吃了一顿饭，喝了每瓶4.7元的茅台酒，偷偷庆祝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黄克骥则在前一个月就坐专列去了马兰基地。这次试验，参与原子弹安装和调试的工作人员有5058人，他所在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此时北京第九研究所已更名——派出了222人组成“第九作业队”。
装配车间是在地下，他们需要提前去适应环境，“练兵”。
10月14日正式装配那天，他是主操作手。装完以后走出车间，他看到张爱萍等人在门口站了两个多小时等待。领导们不敢去地下车间，怕打乱工人的操作。
推第一颗原子弹上塔。左起：蔡抱真、曹庆祥、黄克骥、朱深林。资料图片翻拍
他们是黄昏时分装完第一颗原子弹的。他记得太阳已西下，他们把原子弹稳稳当当吊到地面，放到大铁罐里，4个人用平板车把它推到那高达102米的铁塔下面。他们因此留下过一张难得的现场相片，尽管是背影。
路程很短，平板车走的是铁轨，他们有点紧张，害怕走歪。“我们几个人迈步都要同步。这个倒是没练过。”
在铁塔下把原子弹交给陈能宽领导的下一组时，他们长舒了一口气。
“使命完成了。”他说，“感觉特别轻松。”
他们撤到几十公里外的观测站，“等着幸福时刻到来”。
根据李觉的回忆，10月14日，第一颗原子弹吊装到铁塔的顶部。10月16日早晨，原子弹插上了雷管。塔上电源接通后，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爆心。
黄克骥并不知道起爆时间定在15点。那天午饭后，他们还在观测站附近散步。接近15点时，他们听到了大喇叭传出的倒计时声。
爆炸了。他感到，强光“刷”得就照过来了，然后是巨响。茫茫戈壁出现大火球，上升，变成蘑菇云。人们激动得跳起来，扔帽子、扔衣服。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资料图片翻拍
后来，张爱萍等人穿着防护服，坐直升机到了爆心上空查看。他们面前，钢架像面条那样歪歪曲曲躺在地上。
根据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西尧的回忆，当晚，他们在马兰基地会餐，“朱光亚等能喝酒的同志喝得酩酊大醉”。
爆炸前，贺龙副总理问过刘西尧和部长刘杰，而且问了两次。“你们能保证响吗？
他们都没吭声。“谁能保证不出现万一呢？”
刘西尧所记住的那天另一个插曲是，吴际霖和朱光亚两位副院长因为走错了路，还没回到指挥所，原子弹就“响”了。
这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主创人员，宣布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现场极其热烈。他幽默地提醒大家，不要把地板震塌了。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出的*总理1964年10月16日的日程表。他在接见《东方红》演职人员时宣布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张国/摄
当晚，消息传出。
那天，刘书鹤在西宁接到的通知是不让出门，因此他们没有上街庆祝，只是在驻地的黑板报上写了原子弹的消息。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说什么，但他感觉到，这就是自己这一辈子将要从事的事业，这里就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
同一天，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还在苏联留学，一个苏联同学问到他一个问题，令他感到冒犯。学核物理，“回中国之后能干什么呢？”
当晚，莫斯科的电台播出了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
第二天，那位同学向杜祥琬道贺。“我知道你回去可以干嘛了。”
在不同场合，杜祥琬多次提及这段经历。他说，自己在那时深刻认识到，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要获得尊重，“自立自强是唯一出路”。
对中国而言，这朵蘑菇云是通往现代化之路的一个里程碑。中国政府第一次完整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任务，就是在这颗原子弹爆炸的两个月后。
1964年12月，*在这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他以这次核试验为例，说明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并提到，“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他说。
对亲历者而言，许多关键时刻的指示是由*作出的。这些时刻包括需要牵动全国的人力调配时，当初，每一个人都是因为这种调配，走到了这个基地。
有一些时刻是千钧一发的，比如当一次核试验中携带核弹的飞机无法正常投弹，飞行员该在沙漠中弃机跳伞还是携弹返航，*在中南海跟他通了电话，作了决定。
那是中国第13次核试验，也是中外核试验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当时正在现场的刘书鹤说。“我们这些人差点儿没‘光荣’了。”
他当时在机场等待飞机返航。按惯例，他们准备好了大红的喜报，正要上前慰问，并不知道蘑菇云并未按计划出现，而自己见到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飞机带弹着陆。他们的汽车开到飞机旁边时，飞行员杨国祥提醒他们，弹还在飞机上，不要靠近。
他注意到，朱光亚此时没去地下室，坚持要看到这架飞机带弹着陆。
“这事儿我埋在肚子里好几十年。”他说。很多年后，他在电视上见到杨国祥回顾那次着陆，他知道，现在可以说了。
回归与陪伴
在廊坊，多年以来，董淑身的家庭相册里都嵌着*的照片，以示她对这位“两弹一星”指挥者的特别敬重。
在这个家庭，丈夫夏永泰因病过世了，深情的妻子把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客厅里，遗像前摆了一面刻有蘑菇云的小纪念章。夏永泰是1958年的大学毕业生，221基地的一位工程师。即使他过世近20年了，那朵蘑菇云依然好好地守护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