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要科学破案，可是一到细节就乏善可陈，甚至经不起任何推敲。《河神》里最好笑的是开头，因为郭得友会潜水，凶手会潜水，所以丁卯就怀疑爸爸是郭得友*的。
《绅探》里的秦小曼望一眼伤口，就能得出速度距离等作案数据，有悖现代刑侦学常理；《旗袍美探》里陈龙客串的法医，给马伊琍带去的茶壶液体化验，办公桌上的试管里装的全是五颜六色的粉末。凡此种种，几乎成了民国探案剧的通病，较真索性别看。
而单元剧的结构，导致两三集的体量很难铺陈出精彩的案件，甚至无法规避观众过早猜出凶手的风险。它们一般遵循好莱坞“设疑-释疑-解疑”的三段式结构，设疑多以死亡开场，释疑往往获得天降线索，解疑倾向于揭开人性假面。
类型熟化的弊端，在民国探案剧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看起来最不可能的那个人就是凶手，被揭穿之后往往要控诉命运的捉弄。《旗袍美探》里的富豪太太，实际过着和丈夫貌合神离的婚姻；《民国奇探》中自导自演的叶歌蕊，陷害他人只为让自己的画作留给心爱的人。
这个时候，主角们再出来指责或心疼凶手两句，案子便可以告一段落。出身精英的他们无法对凶手感同身受，除了基本的道德范畴，难以引出深入的思考。加之民国背景仅仅是借用，剧集中就更难出现与时代脉搏交汇的内容。一个大洋可以让码头工生活两个月，对于苏雯丽来说却只是一次小费。
当然，作为侦探剧的壳子，民国背景的安全性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不指涉敏感的年份，把时间设定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过审相对容易。而如果有《红色》那样的爱国主线，其设定反而有了更多自由。
民国时期，社会成分龙蛇混杂，东方与西方文化的交融，安定与动荡并存的大环境，让侦探有了发挥空间。但抛开美艳的旗袍与帅气的风衣，那些备受压榨的芸芸众生的日子，民国侦探剧仿佛偶像剧一样，把他们自动忽略了。
上海当时虽然已经是一个现代大都市，但仍然有贫穷的街道和青石板路。舞女、船夫、盗匪、农夫、学生、老妈子，都是与繁华印记不相符的切实存在。只反映精英阶层的民国探案剧，背离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风貌。
民国侦探小说的井喷，在当时有进步意义。程小青在《侦探小说的多方面》中写道：“我承认侦探小说是一种化妆的通俗科学教科书，除了文艺的欣赏之外，还具有唤醒好奇和启发理智的作用。在我们这样根深蒂固的迷信和颓废的社会里，的确用得着侦探小说来做一件摧毁廓清的对症药啊。”
今天的创作者或许很应该听听《夜上海》的后半段：“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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