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9月中旬，一张巨幅海报贴在上海新舞台大门前（今南京路七重天），十分醒目，在“难夫难妻”四个特大字体下写着：“9月29日、30日，10月1日，夜场，8时开门，9时开幕，试映我国自己摄制的社会讽刺剧电影《难夫难妻》，不可不一饱眼福。”同时，《申报》在9月27日、28日，提前两天刊登广告：“亚细亚影戏公司厚资聘请新民社诸君扮演的中国家庭新剧《难夫难妻》，无不惟妙惟肖，尽善尽美，目睹该戏必定拍手叫绝，此由中国演剧摄制影片，均为海上破天荒之第一次也。”这则广告由著名戏剧评论家郑正秋亲自拟写，而《难夫难妻》正是由他写剧本，并和张石川导演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制作的故事片，从此揭开了中国拍摄故事电影的序幕。
郑正秋最初想拍摄的影片叫《黑籍冤魂》，讲述一个大少爷由于抽上鸦片最后负债累累，导致家破人亡。但鸦片在外国人眼里是赚钱的捷径，遭到亚细亚公司老板、美国人依什尔的反对，只能搁浅。郑正秋开始寻找新的题材，恰在这时美国发生了一件全球瞩目的事件，大洋彼岸的妇女们游行示威争取选举权，有的妇女勇敢地冲进赛马场，丧生在马蹄之下。这一事件使郑正秋想到，此时的中国民主也是一句空话，百姓不知道维护应有的权利，婚姻大多由父母包办，他本人的婚姻就是父母包办。于是他拿起笔，用了一天一夜，写成了3000多字的剧本《洞房花烛》，讲述乾坤两家，一家娶媳，一家嫁女，两家门当户对，但男女素昧平生，没有自己的主张，任媒人穿梭奔走，命运受人摆布，最后历经繁文缛节被送入洞房。婚后痛苦不堪，过起了“难夫难妻”的艰难生活。这意味着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剧本诞生了。等米下锅的依什尔不再挑剔，同意马上投资，开始拍摄。
因为当时社会风气未开，女人不好上台。无奈之下，郑正秋只得在文明戏（现称话剧）演员中挑选了16个男生，开始拍摄，拍摄场地选在亚细亚公司对面的一块空地，条件十分简陋，他们拿竹篱笆围个圈，在里面做舞台布景，三面挂上幕布当做三堵墙，一个摄影棚算搭成了。负责掌机摄影的是老板依什尔，郑正秋和张石川是导演，张石川指挥依什尔，郑正秋负责给演员们说戏，主要演员有丁楚鹤、黄小雅、王病僧、钱化佛等新剧文明戏男演员。为了节省开支，墙上的自鸣钟、衣帽钩都是画出来的，桌椅是用纸扎起来的。
拍摄时，镜头永远以“全景”出现，演员一直表演到一场戏结束或一盒胶带拍完，才能歇一下，再换另一场戏拍摄，每盒胶卷200尺，共用了4盒，片长不到1小时。当时胶片全是从德国进口的，当拍到最后一个镜头时，郑正秋终于意识到这部片子的最终意义，他决定放弃《洞房花烛》这个名字，改名为《难夫难妻》。《难夫难妻》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的婚姻制度，比胡适发表的独幕剧《终身大事》要早六年，而且内容更有深度。夏衍先生誉为“给中国电影事业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
9月29日首映日晚上，剧场门前观众如潮，放映时，观众觉得耳目一新，情绪始终高涨，拍掌、喝彩声不断。郑正秋看到此情此景，心情激动不已，电影由戏曲纪录短片过渡到有剧情的故事片的愿望实现了。
郑正秋一生创作编导的电影有50多部，他是中国早期电影事业的拓荒者之一，当之无愧的中国电影“第一人”，堪称“中国电影之父”。（转自人民政协报 文/阎泽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