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在那场还原1992年教室的戏中，“笑”的呈现更多依赖拍摄和调度、音乐的节奏配合。揭瓦、砸墙、清除杂物，一系列充满节奏感的镜头紧密配合，以姜大钟（雷佳音饰）的视角进入快节奏的剪辑，让我们时而与姜大钟共情，时而带入那些揭瓦、砸墙者的角色，在不同角色视角的快速转换之间获得极大的“笑”的体验。
当长镜头拉高，国旗升起，观众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内化成心中的会意。
在银幕上下，徐峥用更视听化、电影化的喜剧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喜剧体验。它离小品更远，离电影更近。
这种不完全依赖言语的喜剧制造方式，对喜剧的情境和结构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它带来的也是单纯的语言包袱所不能带来的喜剧效果。或者，我们简单地称之为，这是一种更加电影化的喜剧手法，因为无论是它的创作者还是观众，都不再痴迷于“语言包袱”的即时快感，而更追求喜剧的余味，追求在笑过之后，仍旧感到笑的余温。
对这些细节的在意与把控一方面源自创作者的创作自觉，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导演与演员之间的沟通与配合。
导演、演员、监制、编剧的多重身份让徐峥对演员的表演心态和现场情绪需求有更为细致的了解。作为导演，他是懂戏、懂演员的，这种“懂得”，对于年轻演员来说是“调教”，对于有经验的资深演员来说是默契，因为“懂得”本身就已经足够难得了。
无论是《夺冠》还是《最后一课》，小演员韩昊霖都在徐峥的调教下发挥出了超乎年龄的表演能力。而在《最后一课》中，徐峥也保证了范伟能够按照自己的表演节奏自如地呈现角色。
作为导演，他在演员指导中调动出演员最真实动人的一面。作为监制，他是为导演保驾护航的桥梁，理解创作者对作品的期待。在《我不是药神》《幕后玩家》《超时空同居》《宠爱》等影片的监制过程中，在与更年轻导演的合作中，徐峥和他的真乐道给了创作者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又在每一个需要指点的关键节点给予这些青年创作者们真诚的建议与帮助。
捕捉创作者最擅长的东西，将这部分尽可能放大，不仅是徐峥作为创作者的创作自觉，更是他从导演、演员、监制、编剧多个角色出发的自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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