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印钞厂政委王纪元，抗战时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后任辽宁省副省长。
五、绕道朝鲜，终于抵达东北的“小延安”
1946年4月，我军主力部队第一次解放了长春，还相继解放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王纪元带领谷木铎、李巨业、何贵一、寇铁民和贺富海等人到长春，接收了伪满帝国印刷厂、伪满国务院印刷厂的印刷设备及印钞纸油墨等稀缺物资。由于国民党军队持续向北进犯，接收的印刷设备只好随民主联军机关撤出长春，于5月底转移到佳木斯。王纪元负责筹建东北银行佳木斯印钞厂。当时，佳木斯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距苏联相对较近，是我党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大后方，被人们称之为东北的“小延安”。1946年8月初，国民党军队向集安逼近，印钞厂只好向佳木斯转移。迫于战场形势不能直接向佳木斯开进，全厂干部职工必须携运机器设备，先搭乘火车专列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在此之前，印钞厂曾几次去朝鲜买印刷材料，朝鲜有关方面均给予了帮助。特别是4月间，采购员随后勤部贸易公司经理到朝鲜购买生产材料时，还曾受到了金日成*、金承勋总务部长的接见。这次又集体进入朝鲜境内，火车开行由苏联红军调度，民主联军后勤部专人负责与苏军协调，一路走走停停没有准点。在朝期间吃饭睡觉都在火车上，一路上非常辛苦，但大家情绪很乐观。质量检查员宋之祥爱好摄影，带了一个日本产照相机，沿途为大家拍了不少照片，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瞬间。这次行动经朝鲜的满蒲、江界、咸兴、清津等地辗转20多天，最后由吉林省图们口岸返回国内，又经哈尔滨到达佳木斯，与东北银行佳木斯印钞厂合并，佳木斯印钞厂对外称“东北军区后勤部工业处”，王纪元任政委兼厂长、副厂长为陈子良。当时，东北银行机关驻在佳木斯，印钞厂根据上级指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竞赛活动，用飞机、火车、汽车、牛车等形象标记区分劳动竞赛成绩，激发广大职工为革命战争多做贡献的积极性。干部职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军队打到哪里，票子就送到哪里”。1947年5月，通过开展忆苦教育和思想动员，有30名职工报名参军，印钞厂组织这些青年胸戴大红花，乘3辆卡车在佳木斯市区游行，高呼口号“参军光荣，支援前方打胜仗”，并向其他单位提出挑战，王纪元政委在欢送会上讲了话。印钞厂的干部职工们就是这样，在艰苦动荡的战争环境中，胸怀火热的革命激情，一手拿枪，一手抓生产，为占领金融市场，为支援解放战争，夜已继日地生产了大量的钞票。1947年9月，根据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通知，东北银行及所属印钞厂转隶东北局财经委员会管理。隶属关系变更后，机构和人员并没有发生变化。
郑广江(后左2)在佳木斯印钞厂。
郑广江(右)在佳木斯与同事。
六、沈阳解放，满怀胜利喜悦重返家乡
1948年11月2日，沈阳市宣告解放。我作为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员，随东北银行王企之总经理乘火车由佳木斯出发，经哈尔滨换乘汽车星夜兼程向东北重镇沈阳进发。
11月3日清晨，我们的车队开进沈阳，只见东方的天际显露出一片红霞，曙光映照着市区的高楼大厦，城内上空还飘逸着战火硝烟，街面几乎没有行人。中山广场上散落着炸毁的汽车、火炮等武器装备，弹药弹壳满地都是。这些情景鲜明地标志着：历史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受沈阳市军管会委派，我以军代表身份接收银行以及相关机构，为新生的人民政府和百废待兴的社会建设恢复金融秩序，奠定经济基础。大家先集中在沈阳造币厂接受任务。这时，沈阳造币厂也被陈子良率领的一行军代表接收。我负责接收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银行及和平大街的一个印刷油墨厂。金融系统的接收清理任务复杂繁重，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才基本就绪。精神刚一忪弛，我内心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自从三年前离家报考军政学校，在战争中辗转东北各地，却还一次没有回过家乡，甚至也没捎过一次口信，在沈阳工作的哥哥也不知所踪。年迈的母亲和兄弟们现在好吗？我多么想立刻见到他们哪！1949年1月中旬的一天，我终于请假回到家中。亲人们顿时惊呆了，母亲与我抱头痛哭，宣泄着离别的苦痛和重聚的喜悦。原来，家中一直没获得我的任何音讯，还以为我在战争中牺牲了。
1949年初，我担任了沈阳造币厂团委*。1950年7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银行”专业学习；1952年调入北京，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人事司工资福利科科长；1955年调任辽宁省分行人事处处长。1969年举家到昭乌达盟喀喇沁旗插队落户，参加生产劳动一年后，任旗银行行长；1977年重返沈阳仍在省银行工作。1990年，从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
最后，我想用两句话概括个人的革命经历：铸币生涯火样红，风雪辗转使命重。回望多少峥嵘事，尽在白山黑水中。
1969年，郑广江(前左)全家到内蒙插队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