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美国工会组织的反对。虽然美国工会力量不及往昔,但是拜登2020年胜选得益于铁锈带摇摆州的工人选民支持,因而拜登要尽量照顾工会的诉求。美国USTR启动关税复审程序后,已收到400多项要求维持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请求,其中包括美国劳工咨询委员会(LAC)的请求。LAC由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美国劳联产联(AFL-CIO)等24个美国工会组织组成,他们一致要求美国USTR延长全部中国进口商品关税,防范制造业外流引起失业。
四、调降关税的情景预测:分批次、暂时性、消费品优先
考虑到美国国内经济前景、政治博弈的不确定性,美国调降对华关税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预计或将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分批次调整关税,根据内部流程和中美对话进展相机行事;二是调整范围重点在消费品和中间品;三是调整关税影响偏短期。
1、节奏上,分批次进行,根据内部流程和中美对话进展适时调整
预计调降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分批次公布。根据USTR的法律流程,301调查下第一批清单的关税有效期已届满,第二批、第三批清单的关税有效期将于今年8月、9月陆续到期。而根据总统的职权,拜登可直接宣布调整关税的决定,但具体实施细则仍不明朗。预计7-8月是关键窗口期,首批清单的关税复审结果有望公布。
调整关税的节奏可能还取决于中美对话进展。今年6月以来,中美高层对话沟通频率明显加快。中方明确要求美方取消全部对华商品关税,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有利于中美两国,有利于整个世界。出于谈判对华策略的考虑,美方大概率不会一次性减免关税,分批次调整,预留好政策空间,以保持谈判主动权。考虑到全球经济风险和供应链问题日益严峻,后续中美双方或将在宏观政策协调进一步沟通,届时美方调整关税的首批结果有望落地。
2、范围上,调降消费品与中间品关税的可能性较高
预计调降关税的商品只局限于个别品类。一类是与美国居民消费紧密联系的,包括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另一类是美国供应链目前对中国依赖度较高的,特别是能源生产相关的设备难以替代,如发电机、变压器等电力设备。
出于政治利益考虑,调降关税清单大概率不会包括钢铁、通信设备。拜登2020大选中依靠摇摆州选民支持最终胜出。今年8月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开展党内初选,为了迎合“铁锈带”选民支持,预计拜登不会取消中国进口钢铁制品关税。此外,美国仍会保留通信等科技产品的进口关税,以求继续打压中国制造竞争力,这是中美博弈长期化的体现。美国仍可能加码产业限制,针对科技产业发动新的301调查。
不同批次清单的商品结构不同。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清单(List 4a)中消费品占比分别为7%、7%、27%、59%。前两批清单以中间品和资本品为主,而第三批、第四批清单商品中消费品规模大,占比也高。如果拜登优先调降消费品关税,以2021年进口中国商品金额计算,四份清单分别包含17.8亿、0.7亿、335亿、617亿美元消费品,对应调降关税合计136亿美元。
3、期限上,暂时下调,美国推行阵营贸易或为长期趋势
美国部分调降对华进口关税,并非贸易政策的转向。美国即便下调部分中国商品关税,影响的期限将偏短期。长期来看,美国带动西方盟友泛化国家安全,可能施加更多的非关税壁垒,通过特殊贸易协定,降低对中国进口的依赖。今年5月,拜登政府提出“印太经济框架”,这并非传统自贸协定,实质上是基于意识形态和盟友关系开展的阵营贸易(friend shoring),将阻碍自然形成的区域分工,制约比较优势的发挥,削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
五、调降关税的两大影响:提振中国出口、利好人民币汇率
1、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取消全部关税或将拉动中国出口同比2.9个百分点
美国加征关税后,中国占美国进口的份额大幅下降。根据美国普查局贸易数据,2018年由于加征关税前的赶出口效应,中国占美国全部进口的份额高达21.2%。而2019年贸易战严重冲击中国出口,美国从中国进口份额降至18.0%。疫情爆发后,中国占美国进口市场份额小幅反弹后再度回落,2021年度中国在美国进口市场份额为17.8%。
调降对华关税后,中国占美国进口份额有望回升。中国占美国进口份额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拉动中国对美出口增长5.6%,增量占2021年度中国出口总额的0.8%。预计美国调降关税是暂时性的,在窗口期内国内出口商将出现赶订单集中出口。乐观情形下,假设对华加征关税全部取消、中国在美国进口的份额恢复到2018年的高位,即份额提升3.4个百分点,这将拉动美对华进口增长19%,拉动中国出口增速2.9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此估算并未考虑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影响,而国际贸易影响因素众多,中国产品市场份额和美国需求恢复情况变数较大,估算可能偏高。
往后看,下半年我国出口面临两大压力。一是欧美衰退预期升温使得外需放缓;二是东盟等地区生产复苏对外贸订单产生竞争压力。但预计出口增速仍保持较强韧性。一是中美关税部分下调,提振对美出口;二是新能源汽车相关零部件出口保持高增长;三是东盟制造业景气度高,尽管在最终产品存在竞争,但对中国的中间品需求将随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