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峡大坝船闸和两侧的输电塔。 摄影/黄雪峰
作为三峡水利工程的一部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使得长江上游水位提高20多米，有效地改善了三峡航道的险恶，自此后“高峡变平湖”。待到2006年，距离葛洲坝38公里的三峡水电站，也全线建成。至此后，“千里江陵一日还”“轻舟已过万重山”不再只是李白的浪漫幻想。
天性浪漫，坚贞报国
对宜昌有着浪漫幻想的，李白并非是第一人。
在宜昌，山川的碰撞，造就水利能源的同时，也塑造了绚丽壮美的自然景观。面对着极致、奇特的自然景观，生活在宜昌的古人，难免会对脚下的土地生出唯美的想象。
在想象力的加持下，深居峡谷的下牢溪，是大禹之父鲧，镇锁恶龙的地方；黄牛岩上一神人牵一神牛的自然图景，是黄牛助禹开峡的印记；而巫山东侧的神女峰，则是神女瑶姬消灭十二恶龙后的化身。
世代流传的神话传说，赋予了宜昌人天性烂漫的性格。春秋战国时期，诞生在楚国丹阳（今宜昌）的屈原，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
在他的笔下，既有“乘龙兮辚辚，高驼兮冲天”的豪迈；亦有“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的苦闷；既有“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的无畏，也不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贞。
这样有理想、有信仰的屈原，在仕途的道路上，走得并不顺遂。追求至善至美的他，在官场上成为“独清”“独醒”的异类，最终因为理想主义的幻灭，自投于汨罗江。
为了纪念这位耿直的先贤，几千年来，宜昌乃至全国的百姓，将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每年在屈原去世的五月初五，号角长鸣、鼓乐阵阵、游江招魂，自发纪念这位可爱又可敬的诗人。
或许是受屈原精神的感召，爱国、牺牲的基因刻在了宜昌人的血脉里。西汉初期，大汉王朝的政权尚不稳固，西域边境时常遭受到匈奴的侵扰，在当时的情况下，和亲是维护边境和平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
然而，在当时中原王朝的刻板印象里，匈奴是茹毛饮血的象征，因而面对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求婚，整个西汉皇宫内，竟无一人应允。念及深受战争苦难的边境百姓，和自己将老死宫中的凄凉结局，与屈原同为宜昌秭归人的王昭君，挺身而出，自愿登程北去，远嫁匈奴。
自昭君出塞后，汉匈关系稳定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境，黎庶忘干戈之役。”因此不少人认为，王昭君的功劳，可比肩汉朝名将霍去病。
长江咽喉的自我修养
东汉末年，随着中原王朝的式微，政权中心逐渐向南转移。作为长江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宜昌的战略重要性，逐渐突显。
▲ 宜昌远安县鸣凤镇城雕。 摄影/卢文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央政权由三方势力划分，曹魏守中原，东吴占江东，蜀汉据巴蜀一带，这三方势力的交角地带，就落在宜昌东侧的荆州。
在这三方势力中，蜀汉政权是崛起最晚、实力最弱的一个，一场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扭转了蜀汉的颓势。最鼎盛时时，三国势力交界处的荆州大部，皆由蜀汉的关羽据守。作为荆州与蜀汉之间的唯一水上通道，长江对于蜀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荆州西侧的江城宜昌，自然也成为蜀国的重要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