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江西九江，鄱阳湖的松门山-瓢牙头深水坑水域，工作人员在岸边实施长江江豚饵料鱼应急投喂（视觉中国/图）
洪水一直是鄱阳湖沿湖地区人们的心患。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长江流域森林乱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而提升河床，而中下游围湖造田、乱占河道又减弱江湖的蓄水能力。1998年大洪水造成415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人民币。它像一场示警，自此，长江流域开始对采砂、渔业等实施系列整治措施，而鄱阳湖作为长江流域的中游地区，也重新调整当地人与湖的关系。
当年，在鄱阳湖西北岸的星子县，渔民张丁元和家人从近湖的花桥乡搬到地势高的大塘村。在鄱阳湖东北岸的鄱阳县，农民余咸屋所在的整个村子往后退迁400米。江西在沿江沿湖区域实施退田还湖，九十多万居民从湖区搬迁，鄱阳湖面积则由1998年的3950平方公里恢复扩大到丰水年份可达4350平方公里。
而这些年关于鄱阳湖的讨论，已经慢慢从洪转成了旱。近年来的枯水期提前，以及异常天气下的旱涝急转，是否意味着作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鄱阳湖已经失去了正常的丰枯节律？
据2022年江西省水利厅公布的《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环评》），2003年后，每年9月到次年3月的多年平均水位比2003年前下降0.93米，10月份则达到月均降低2.05米。与此同时，鄱阳湖的特征枯水位的出现时间明显提前，鄱阳湖的河湖相转换特征水位10米、入江水道归槽水位8米开始出现的时间分别提前了27和11天。水位低于10米、8米特征枯水位的持续时间分别延长43和19天。
“鄱阳湖水资源形势的改变已成为常态。”三峡工程环评验收报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六大课题”研究报告等工程资料中如此描述。
2017年7月，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共同印发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指出，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严峻，“中下游湖泊、湿地萎缩，洞庭湖、鄱阳湖面积减少，枯水期提前。”
与此同时，鄱阳湖的植被结构也在变化。在30年间，鄱阳湖损失了近四百平方公里的沉水植被。胡振鹏介绍，1983和2013年两次鄱阳湖综合科学考察的植被调查结果发现，30年来鄱阳湖水生植被呈退行性演变，沉水植被面积减少37.7%；种群结构简单化，沉水植物群落从七种物种变成五种。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第一生产力，沉水植被能吸收氮磷元素，并为鱼和鸟类提供食物。胡振鹏提出鄱阳湖可能从“草型湖泊”向“藻型湖泊”转变的担忧，即沉水植物很可能被藻类取代。同在长江流域，太湖已经是藻型湖泊的案例，2007年暴发严重的蓝藻污染，影响无锡居民的生活用水。
而渔业在鄱阳湖几十年的变化，正是人与湖关系变化的注脚之一。鄱阳湖湖区渔业品种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整个鄱阳湖湖区的渔民也在锐减。中国渔业年鉴的数据显示，2007年，鄱阳湖湖区渔民从业人数为88.67万人，2011年则为46.62万人，进入2020年，这个数字为0。
湖泊以更漫长的时间维度在衡量人类。从物质贫瘠、开采无序的时代行进到相对丰饶、注重生态的时代，人类在逃避灾害追求稳定这件事情上收获了成果，2020年南方大洪水比1998年的更凶猛，但受灾已比二十多年前减轻，141人死亡或失踪，直接经济损失617.9亿元。
只是，面对复杂的湖泊与自然，“我们的了解还是太少了。”胡振鹏说。
9月17日，江西九江，市民在鄱阳湖千年孤岛落星墩游玩（视觉中国/图）
矛盾的聚焦点
湖泊与自然的复杂，加之社会经济等因素，使鄱阳湖湖口建闸一事难有定论。2022年5月9日，江西省水利厅发布《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这被认为是鄱阳湖建闸的信号，再次将公众视线拉向一个耗时20年的充满争论的水利项目——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
1983年，鄱阳湖开展第一次大规模综合考察，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支持，组织了全省17个委、办、厅、局和地市以及39所科学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六百多位科技人员实地考察。20岁的戴年华第一年工作就参加了那次考察，每天捧着一幅地形图、拿着指南针满鄱阳湖跑，每月一次、每次一周多乘坐3匹马力的小挂机渔船，从南昌县幽兰出发，经余干、鄱阳、都昌一路到永修吴城。
四年后科考结束，中共江西省委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同组织编写了项目的理论总结《鄱阳湖研究》，书中写道：“如何发挥鄱阳湖南纳‘五河’、北通长江的连河湖的调蓄作用，使之在洪水泛滥时不成灾，在枯水季节能蓄水供水？修建人工控制工程是较为理想的方法。”于是研究提出了三种人工控制方式，包括只调洪的局部控制模式、湖口建闸（用于发电、航运、补给枯水径流等）的全控制模式和功能分散的分控制模式。局部控制模式由于没有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被首先排除，然后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对后两种方案进行综合评价，其中，权重最高的因子是防洪效益和发电效益，权重最低的是水质、地质和鱼类产卵场。最终，全控制模式胜出。
于是，在2002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江西省40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大会递交“一号议案”，内容包括建大坝蓄水，并保持最低水位18米。大坝既防止洪水倒灌，又可用于发电、供水、航运、水产养殖和水上旅游娱乐等兴利调节。
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胡振鹏持反对意见，他坐不住，连夜写了5000字的信给时任省委*。胡振鹏的电脑里还保留着那封信，信中详述了两个观点，“第一防洪问题上没有大局观念，鄱阳湖防洪的作用是长江下游无法替代的，一定要自己挑起这个担子，如果你不兜，放到安徽去，放到江苏去，人家淹成什么样子，这个我们作为公民都要有觉悟。第二，那时候没有那么强的环保观念，蓄到18米对湿地生态是毁灭性打击。”
最终议案流产。水利部直接否决，书面答复江西：工程规模巨大，虽有明显的综合效益，但也存在负面影响，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7年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构想提出，形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同年底由国务院正式批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省第一个被纳入国家战略的区域性发展规划，与以往规划的意义不同。
在这份规划中，包括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坝”方案调整为“建闸”，最重要的防洪功能取消，只调节枯水期水位。但工程并未直接作为规划的重要部分获得批复，而被要求剥离出来单独论证，“重点研究、适时推进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发改委的文件中写道。
2009年9月，15名院士和学者联名上书国务院，表示“十分关注江西省拟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一致认为该工程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及长江流域历史发展规律”。他们认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存在“六大问题”尚未解决，包括水量调度、候鸟栖息地与食物链、水生生物迁徙、水环境质量等。为此，江西省发改委牵头组织双方座谈，最终发现，江西内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且当时的研究基础不足，工程仍无法一锤定音。
接下来的几年里，江西方面专门设立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六大课题”研究工作，征求长江中下游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的意见，建闸水位逐渐从18米降至14米，再降至10米，并“保持4-8月份闸门全开敞泄，江湖连通，长江与鄱阳湖水流和物质自然交换不变；9月份下闸蓄水后，湖区水位并不是始终维持在高水位”。在此期间，水利枢纽的设计和调度权也逐渐移交至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鄱阳湖虽主要流经江西，但最终要纳入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发展框架中进行讨论。这个历经千百年的湖泊已经演变成中国的肺叶，要在肺的管道上做搭桥手术，牵一发而动全身。
鄱阳湖加闸之事一有动静，就会引起争论。政府、学界、环保组织、新闻媒体以及公众都卷入其中，在2016年，工程来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有关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认为建闸是必要的。11月23日，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发布《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工程计划总投资130亿元。建闸信号强烈，引起极大反响，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让候鸟飞公益基金、江豚保护行动网络联合发起鄱阳湖问题研讨会，多位专家呼吁暂缓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进程。
这场论战持续至今，支持者如胡振鹏，不断论证着近几年枯水期的提前、延长，及其对流域内的生态与生产造成的重大影响，希望以水利设施的方式来改善现状。在未来几年，长江上游水库群将继续蓄水。“第一次环评之后，中科院的科学家看双方对立这么严重，反对意见这么多，到底鄱阳湖怎么搞才有用，就牵头组织三十多个科学家进行了四五年的调研。最后给国务院出了一个报告，报告里面说鄱阳湖工程还是必要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长江清水下泄，河床还在不断冲刷，这一趋势是不会逆转、不会停止的。”胡振鹏说。
反对者如让候鸟飞公益基金，认为论证并不充分，“据《环评》5.5.6.2，在丰水年，工程运行将使鸟类的适宜栖息地在目前的基础上大幅缩减，其中白鹤栖息地缩减33.01%、东方白鹳栖息地缩减65.30%、鸻鹬类栖息地缩减70.01%、鸭类栖息地缩减61.04%。也就是说，白鹤的越冬栖息地将缩减三分之一，东方白鹳的越冬栖息地将缩减三分之二。这样大幅度的栖息地损失，即使仅在部分丰水年发生，对全球仅剩数千只的濒危种群的存续也会造成严重威胁。”复旦大学教授陈家宽则认为，“鄱阳湖水利枢纽”争议的实质是长江大保护与大开发的博弈。
争论的交锋点在于建闸是否会过度影响鄱阳湖水文和生态环境以及与长江的关系，那什么样的江湖关系更为合理呢？
在2022年5月发布的《环评》中，关于调枯作用的精确描述最终被确定为：恢复1949-2003年的江湖水文关系，即恢复到三峡工程首次蓄水以前的多年平均水位。鄱阳湖建闸的一个原因即抵消三峡大坝对湖区的负面影响，这也成为反对者与支持者的最大公约数。
认为鄱阳湖仍然存在不少生态问题和管理问题的中立者如戴年华则提醒说，鄱阳湖是一个由水、草（植物）、鱼（水生动物）、鸟、人与湖等组成的自然-社会复合湖泊湿地生态系统。这意味着，这些年对于候鸟、渔业、江豚的保护讨论，既然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不能一味地夸大一方，否则哪方也保护不了。在开发与保护之间需要取得平衡，“亟需保护的肯定要抓起来，全保护是最好，但一个前提是，你也要留出老百姓的出路。”
戴年华认为，即使工程开建，仍需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落成并运行，但还有很多问题近在眼前，如十年禁渔后的堑秋湖生态修复，可以减缓鄱阳湖冬季低枯水位的生态影响。
2022年9月初，在长江下游，上海的咸潮提前到来，水库取水困难。10月初，入海口城市的一些居民开始囤水，好在最后供水正常。
余咸屋在他的稻田里（本刊记者 欧阳诗蕾/图）
湖的节律
霜降之后，到了一年的丰收时刻。
在鄱阳县县城，新一季的粮食产量还在统计中，王能耕对最终收成预估不错，只是担心县里农户在这三年受的影响，“特别是那些种粮大户，你不能打消他的积极性，今年受损失了，明年他可能就不种了。他们的积极性是真的要扶持，所以要尽量地去支持他们。”
在鄱阳县的潼丰村，余咸屋开始忙着收稻子。收了稻子，才能把买农机的赊账还了。在农村，撑住门面很重要。1998年洪水之后，他从祖父和父亲选择的渔业转到种田，2016年，他开始做农村合作社时，早年去深圳务工的小学同学富裕得可以当投资人。余咸屋的下一代不再以湖为生，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成了教师和军人。
而作为以湖为生的人，余咸屋自认对自然的无常有承受力，只是连着三年确实难以消化，2020年的洪水情况是五十年来鄱阳湖最大的洪水，2022年则是近五十年来最严重的旱情。有时候他忍不住诉苦：“我再没有别的能力，我年纪不够了，是吧？”就像2020年他对我们不断讲述洪水过后的损失与赔偿。只是一走到山间的70亩水稻田，他又兴致盎然地开始介绍稻子的耕种技术，“实际上我作为一个农民，我的眼光是挺独特的。”
“合作社是为了国家的后勤保障来提供稳定粮食，就是靠我们这一批人噻，我们踏踏实实做实事的人。”余咸屋说。
结束了江豚考察、结束了围湖走访、结束了候鸟观察之后，10月下旬，戴年华在回到南昌的第二天清晨，写下两千多字的观察与建议，分别发给江西省的农业、林业有关部门，涉及科普宣传的则发给媒体等，他认为眼前的堑秋湖生态修复问题亟待解决。我们在2022年对他进行的两次采访之间，他已经参加了九三学社关于鄱阳湖的研讨会，又去了夏秋冬连旱鄱阳湖西线科学考察，当见到退水的河滩上的大量死鱼，研究了这么多年鱼的他还是心痛，“小鱼很笨的，急退水时来不及跑的。”
2016年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依然像今年一样津津乐道着1980年代科考时坐船采集银鱼样品的事。40年间，他对湖的感受也在发生变化，湖所蕴含的世界比最初感受到的辽阔得多。“候鸟会用翅膀选择。”戴年华觉得人类还是应该多做一些观察研究，为以后积累一些经验，“鸟类有些东西我们人类是没办法解释的。鸟飞到哪里去，鸟想什么，我们真不知道，我们也没必要知道得太多，不要杞人忧天。”
在广袤的鄱阳湖流域，几十万只候鸟还在继续到来，它们成群拂过鄱阳湖流域的上空。“那天鹅也比较好看，来的几百只小天鹅，它们是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飞来的，我在电视《人与自然》知道的。”余咸屋有点不好意思地补充，“我飞机都没有坐过。”
沿湖生活至今，余咸屋觉得万物是“有灵的”，也会在野生雉鸡面前，提醒我们轻轻地放慢步子。“你看它好不好看？你慢慢走，它也不会慌，”他快乐地总结，“水就像我们的家一样。”
又是一年，余咸屋看着千亩稻田从青色慢慢过渡成金黄色，在秋风中泛出波浪。“看着稻子肯定很高兴噻，我晚上不睡觉都惦记着那个地方，从这样一个小小的萌芽，到变成橙黄色的稻子，一棵接着一棵，就像抚养小孩子一样的。你肯定都是有感情的，如果没有感情，你就没有那么陶醉。”他用手比着高度，就像刚才抚摸两岁外孙的头。
稻穗已经灌浆，看上去沉甸甸的。在风中，稻田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赣江的南昌水利枢纽建设已经在进行，鄱阳湖工程也在继续修改环评报告，而长江的上游还在修建新的水库，风再次拂过稻田，橙黄色的稻子依然一无所知。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孟依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