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打鱼的张丁元（本刊记者 孟依依/图）
张丁元仍然习惯把十年禁渔称为“休港”——这是为了保护鱼的繁殖期和越冬期、千百年来渔民和鱼互相适应和相处的时间节律。现在他宁愿自己去菜市场买鱼吃，也不愿意钓鱼，“我们打鱼的人没有这个兴趣。”在河边巡护时，他的工作是喊人遵守“一人一杆一线一钩”的规定，然而即便是钓鱼，依然有人使用违禁渔具，这让张丁元感到不可思议，一个钩子上来回几排钩子。
沿着湖水入江方向，往下游约三十多公里，在另一个渔民村，53岁的王第友庆幸自己现在不打鱼了。
王弟友在巡湖（本刊记者 孟依依/图）
2016年，王第友低价出售了自己的渔具，开始做一名江豚巡护员。我们在临湖的姑塘湖堤防汛哨所见到他，哨所是只有两间屋子的平房，浑身漆成浅蓝色，一路蔓延到前面空地的两只天蓝色江豚雕塑——尽管江豚是灰黑色——两行红色标语立在屋顶上：“长江禁渔，为全局计，为子孙谋。”“保护江豚，留住微笑。”10个巡护员轮流值岗，王第友是巡护队队长，每天都要来。
午后出湖，船行四五十分钟里，遇到了三次江豚出水，我们远远地看到水面上冒出一点灰黑色，又很快消失。“今年江豚多了。”王第友说。白鲢也不时从水面跃出，一条撞上发动机，猛一下跃上船尾后挣扎出了血，混白的鱼身比发动机还大不少。
王第友家三代打鱼，“很辛苦，早上基本上四五点钟起床，要赶在早市前去收网，拿到市场去卖，晚上基本上六七点钟要放完（网），第二天早上4点再去收。”每当说起渔民生活，他黝黑的脸就不由皱起来，听起来并不怀念。
在鄱阳湖，这条入江通道水深鱼多，以前不少外省和上游县的渔民也来打鱼，9月过来，次年3月走。他们常常成群出动，驾驶大型的渔船到鞋山湖附近落脚，在湖面结出一个村庄。这些“游牧”渔民和本地渔民很少交集，只顾打鱼，在湖面上两方碰到，又容易起争执。竖桨好比起烽火，信号一起，大大小小的木船撞在一起。
这些游牧渔民还带来了“先进”的捕鱼技术，迷魂阵、定置网、电网，“还有超声波什么的高科技，你去找他们，他们就说，你不捕别人也捕走了。”王第友觉得这样不对，“很小的鱼也打起来卖了做饲料，很可惜，原本可以长很大的。鱼虾没有了，生态全部破坏了，白鱀豚我就没看到过了。”后来，渔网抽上来，棍子鱼、气泡鱼（河豚）、金鲷就再也没有了。再后来他改做巡护员，光清理渔网就清理了三年。再到今年，鄱阳湖干涸露底，还出现了四条长达几公里的地笼。
9月16日，江西九江，一市民在长江九江段裸露的江岸边垂钓（人民视觉/图）
据原江西省鄱阳湖渔政局发布的《鄱阳湖渔业资源利用与保护对策研究》，2000到2006年，鄱阳湖平均年鱼类捕捞产量3.36万吨，2006到2009年平均年鱼类捕捞产量2.9万吨。鄱阳湖湖区渔业种群和结构近年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10年鄱阳湖监测到的鱼类种数为84种，2013年监测到的鱼类种数减至约六十种，这比有记录的133种少了约73种。
鄱阳湖湖面一度拥挤，小渔船几乎没有落脚处。除了游牧渔船，还有采砂船。
2002年起，《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实施，自此长江干流的采砂活动受到很大的约束和管理。而从1996年开始，江苏、安徽、湖北等长江沿岸各省陆续出台了禁止长江干流内的一切采砂活动的规定，大量采砂船进驻两个通江大湖，鄱阳湖和洞庭湖。鞋山湖地处江湖交界处，转运便利，采砂船格外多。王第友还记得那些热闹场景：“一条连着一条，想过河都过不了。”
连睡觉时，也能听到柴油机运转的噪音。“江猪子就变少了。”王第友说，江猪子是当地对江豚的称呼。“以前晚上它们到岸边上来吃鱼，会有呼吸声，像人呼吸一样的，呼——呼——”在王第友的认知里，它们是河神一样的存在。当渔民的时候，一天清晨他去收网，看到网里有一只江豚，就把网扯破了放它走。
采砂船上的人上下岸靠渔民摆渡，送一趟就是两三百，有时候他们还会叫王第友一起上船去吃饭。相比起争鱼的渔民，这些外来者有着更迷惑人的客气。王第友称他们为“老板”，“老板一般对我们都还算好，比较客气，我们也一样对他们好。”
湖砂昼夜不停地被采砂泵从湖底抽起来，河道变宽，河床下切，“打了两到三年之后才知道，如果打得深的，河床会往下掉。”水质也会变差，湖口县石钟山地处鄱阳湖和长江交界处，一向江湖两色，只不过以前是湖清江浊，现在是江清湖浊。
2013年，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赖锡军等研究员利用现场和遥感观测数据，发现星子县附近5公里的水道在2002到2007年之间，水域面积共增加了7.3平方公里，北面近10公里的水道宽度从200米增加到800米。而比较从1998到2013年湖口形态的变化，鄱阳湖入江水道三个区域的湖底平均高度受采砂影响，在15年间分别下降了9米、3米和7米，水道的横截面积分别增加了120%、100%和75%。“好多湖洲都被采没了。以前湖口水道窄得多，现在水道又宽又深，鄱阳湖向长江排水能力增强，是导致鄱阳湖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赖锡军在2016年的采访中这样告诉我们。
研究显示，截至2021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砂石开采国和消费国，使用了全球大约60%的砂石。2011至2013年的三年间，中国的混凝土用量超过了美国在20世纪100年间的使用量，而砂石是混凝土的主要成分。
南昌大学教授胡振鹏长期从事水文学与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等研究。关于采砂，2022年胡振鹏在《鄱阳湖冲淤演变及水文生态效应》中写道：“入江水道在自然冲刷和采砂活动的双重作用下侵蚀严重, 明显改变了湖口站和星子站之间的水位关系。”
胡振鹏说：“鄱阳湖采砂，2018年的时候定了就是不准采砂。这两年有点慢慢开口子。我就担心像前几年一样，一开就乱，一管都死。应该真正做到三定量，一年到底允许采多少吨、在哪个地方采、什么时候采，把这三个敲定。”
外来者与本地人的冲突、采砂的屡禁不止、各部门的职能分散又交织，说到底，鄱阳湖是公共资源，有限并且有一定的开发自由度，但容易陷入公地困境而被无序、过度开发。戴年华在考察时看到，三个人在萎缩的保护区湖里抓鱼，因为涉及鱼，他反映给农业农村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说这个属地管理，保护区没人上班，他又去找林业部门。戴年华说：“自然保护区归林业部门管，但水的水生动植物归农业农村部门管。现在鄱阳湖的问题就是条块分割，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项目化，项目利益个人化。谁都管，谁都不管。”
“其实2011年我是比较悲观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来采访，当时我跟他们讲，我说江豚肯定保不住了。”戴年华说，这当然也是故意喊话。2022年，在江西省与中科院的合作项目“鄱阳湖水系濒危水生动物保护创新研究示范”中，戴年华参与了长江江豚科学考察，9月中下旬，船从湖北宜昌至湖南洞庭湖，走了10天，多次目击到江豚种群。
和王第友一样，戴年华也感到长江干流的江豚增多，更感到长江水质与生态环境的改善，“2022年，鄱阳湖江豚的数量肯定不到四五百头，有些人就很担心，但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只要长江流域的江豚有所增加就是好事。鄱阳湖不是江豚最后的避难所了，就说明长江好了，它们又可以回归长江。”
胡振鹏（本刊记者 孟依依/图）
洪与旱之间，湖变了吗
如何与湖相处，沿湖生活、傍湖生产的人始终在摸索。
1954年，在离鄱阳湖岸仅有500米的星子县，6岁的胡振鹏直面洪水带来的生命威胁，那年是由大范围、长时间的梅雨引发的长江全流域性特大洪水，鄱阳湖洪水湖面(21米的水位)是5050平方公里。
而洪水退去，湖又展现出它丰饶的一面，湖的高水位让渔民们捕获了一船又一船鲜鱼，县水产品收购站动员大家来剖鱼洗鱼。在胡振鹏的幼年记忆中，“我妈妈去剖鱼，能分到鱼鳔和鱼的腮帮肉，还有鱼油，鱼籽是高蛋白，中午也吃晚上也吃。那个时候穷，家里炒菜是鱼油，点灯也是，每天家里腥得不得了。”
1968年，20岁的胡振鹏从九江市一中下放到鄱阳湖边的垦殖场，在“以粮为纲”的方针指引下，湖区纷纷争地扩粮，胡振鹏所在的垦殖场一个男性劳动力要负责15亩水田，收成后再担粮送去粮库。垦殖场洪涝频发，第二年就堤坝塌坡，有经验的老农组织人运草袋，胡振鹏则跳进泥坑不眠不休填埋了36个小时，等终于填好后上来，人倒在两个大草袋上睡着了，当时田里毒虫在他左胳膊小臂留下一道几公分的疤痕。
到1973年，25岁的胡振鹏担任星子县朝阳公社农民水利技术员，主要任务是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管理和维护。当时鄱阳湖的水患严重，一方面是围湖造田让湖的蓄水量变小，另一方面，有限成本要分摊到更多的围护长度，工程质量受影响。每年4月进入汛期，他便忙着采运卵石、粗沙和草袋等为接下来的夏天防洪做准备，一旦湖水水位超过防汛警戒线，就要日夜守在堤坝查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