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人口好隐藏变动很大，按人口征税计算很难，在古代的情况下很难确定一块地方到底有多少人，而土地则不好隐藏相对是不变的，因此只对土地征税是很容易的，税率、税额也都很容易确定，核算起来也更加方便，而且由于土地都集中在官僚和富人手中，他们也有承担赋税的能力，有利于政府收税（相对来说）和保持社会稳定，浙江《嘉兴府志》上评价说：
“田亩起丁（摊丁入亩），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
无田的乡民、佃户和市民因不再缴纳众多的税赋，使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因负担沉重而逃亡了，这在客观上安定了百姓的生活。但对于地主富人们来说，摊丁入亩则是割在他们的肉，在雍正帝改革之后他们要承担的赋税远远多于之前，因此摊丁入亩的推行阻力很大。
从民间富户到官员士大夫们都愿意执行此项改革，进行各种推脱，甚至是抗争，最后雍正帝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将该政策推行到了一些地方，却也被士大夫群体所仇视，因此遭到了既得利益者们的一致抹黑和栽赃，导致雍正帝的名声非常不好。
而摊丁入亩政策实行之后，很快就展现出了威力，极大地增加了清朝国库收入，从雍正初年到末年，其财政增长了近10倍。在雍正登皇帝位之初，为以往各种积弊所累，国库存银只有800万两，然而，至雍正统治末期，仅在十余年间，基于包括摊丁入亩制度在内的善政实施，国库存银已达6000万两，社会人口则从1661年的1913万，增加到了1790年的3亿之多。
摊丁入亩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稍微缓和了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因为土地负担有所加重，他们购置田产的热情也就不那么高了（可惜到后来，地主通过转嫁负担于佃户，而继续兼并田产），中国人口得以迅速增长，为清朝的统治注入了强心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