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的武汉,三国时的武汉是现在的哪里

首页 > 车主 > 作者:YD1662023-05-20 07:41:35

现代黄鹤楼

黄鹤楼所在的蛇山,只是夏口城的一角,可见夏口城的规模不算小。夏口城建好后,孙权的信心大增,提出了“遣将入沔,与敌争利”的战略方针,并破格提拔宗室孙奂的部将张梁为沔中督,负责从沔水(即汉水)北上经略长江以北的地区。

后来的事实证明,孙权的“入沔”策略很有成效。《三国志·吴主传》载,吴黄武五年(魏黄初七年,226年) ,“秋七月,(孙)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这里的江夏,是指魏国设在安陆县的江夏郡,孙权能够出兵至安陆,说明他已经收复了当年被文聘攻占的夏口的江北部分。虽然孙权未能攻下安陆,但他成功地将战线向北推移70多公里,为确保武昌重镇的安全,留出了战略纵深空间。

到了吴嘉禾三年(魏青龙二年,234年)五月,为配合蜀汉诸葛亮北伐,孙权起兵攻魏,三路北进,陆逊、诸葛瑾等攻襄阳,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阴,孙权自率大众围合肥新城。陆逊、诸葛瑾直接就打到了襄阳,无须顾忌魏国设在安陆的江夏郡兵切断其后路,表明安陆很有可能已在孙权的控制之下。

吴赤乌四年(魏正始二年,241年)四月,趁曹芳即位不久,政局未稳,孙权故伎重演,再次兵分三路攻魏,卫将军全琮攻芍陂,车骑将军朱然攻樊城,大将军诸葛瑾攻柤中(襄阳郡上黄县的一处地名)。

两次战役,孙权都未能攻下襄阳,无功而返。但两次战役表明,在孙权统治后期,魏吴交战的第一线已经大体稳定在距离夏口260多公里以外的襄阳,此时以武昌为中心的长江防线是绝对安全的。孙权“遣将入沔,与敌争利”的方针,与诸葛亮北伐一样,实际上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二)魏国的反攻

孙权建成夏口城之后,夏口城与原有的偃月城、鲁山城合称“夏口三城”,这三座城分别位于现在武汉市的武昌、汉口、汉阳三地,基本上就是后来武汉三镇的雏形了。

“夏口三城”组成了严密的城市防御体系,不仅有利于打防御战,而且有利于屯驻更多的军队,通过实行屯田垦荒(江汉平原正是适合发展生产的鱼米之乡呀~),积蓄战略物资,增强后勤保障能力。这是孙权之所以能够在与魏国的争夺战中占据上风,屡屡把战火烧到魏国境内的重要原因。

然而,到了孙权晚年,政治昏暗,因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二宫之争”导致许多文武官员被*、被逐,连陆逊那样的当世无双的名将,也因为支持太子孙和而遭到斥责,抑郁而死。孙权死后,孙峻、孙綝先后把持朝政,宫廷政变频频发生,文官武将因站错队而被*、被逐的难记其数。镇守夏口的都督同时又是宗室的孙壹、孙秀先后率部降魏。吴国国力因内耗而大为削弱。

倒是魏国经过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秉政的司马懿父子在用人方面颇为英明,先后启用王基、州泰、羊祜、胡奋等能战之将主持荆州军政事务,平庸无能的逯式等人则遭到罢免。

渐渐地,魏吴两国在荆州特别是夏口战线的力量对比开始逆转,魏国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魏嘉平二年(250年),征南将军、荆州刺史王基“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贼不敢轻越江。”此前,魏国的江夏郡治所设在安陆县(今湖北省云梦县),王基在上昶(今湖北省孝感市)筑城,将江夏郡治所迁移至上昶城,相当于把战线向南推进了20多公里,魏国的江夏守军距离夏口只剩下40多公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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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名将 王基

王基的这一步动作有效震慑了吴国,使吴军不敢再像孙权时期那样轻易渡过江北攻入魏国境内。当然,这和吴国人才凋零,缺乏将才,也有很大关系。

四、晋灭吴之战中的夏口

魏景元四年(263年)五月,钟会、邓艾率大军伐蜀。十月,吴国得知魏伐蜀的消息,“使大将军丁奉督诸军向魏寿春,将军留平别诣施绩于南郡,议兵所向,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中,皆救蜀。”沔中即汉水,丁封、孙异来到汉水之上,显然是从夏口出发的。然而,吴军的动作太慢,魏军的动作太快,就在丁封等人还在商量该怎么打的时候,蜀国已灭,吴国的三路大军也一哄而散。后来因邓艾、钟会先后被*,蜀地大乱,吴国又想跑去捡漏,派步协、陆抗去抢占永安,结果被罗宪打退。此时的吴军不复具有孙权时期的那种狠劲和战斗力,可以说是败相已露。

蜀灭之后两年,即魏咸熙二年(265年)十二月,魏元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魏亡晋立。司马炎即位后,很快就开始着手策划灭吴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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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 司马炎

司马炎经过精心挑选,派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主持荆州地区的对吴作战。羊祜到任后,认为陆抗尚在,夏口的兵力尚强,灭吴没有万全的把握,万一陷入持久战,反而于国于民不利。因此他并不发动强攻,而是在王基建造上昶城的基础上,步步为营,一点一点地进逼,同时采取怀柔政策,招引吴人来降。

羊祜的办法很有成效。在羊祜与陆抗对峙的末期,羊祜已经能够“会众江沔游猎”,也就是带着大部队到长江和汉水交汇处(即夏口)一带打猎,实际上是举行军事演习。这说明,晋军已经把战线压制到了夏口的江北部分,随时可以打到夏口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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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形势与当年文聘进攻至夏口沔北的局面类似,只不过,吴国的军队不再有当年硬打硬抗的勇气,只有退避三舍以避其锋了。吴凤凰二年(272年),孙晧以陆抗为大司马、荆州牧,移镇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市)。这就相当于把荆州的治所从武昌南移200多公里,退到了吴国腹地的巴丘。可见,孙晧对守住夏口已经没有信心。正如《读史方舆纪要》所说“未有江夏破而武昌可无事者。”孙晧既然认为难以守住夏口,自然也就守不住武昌,所以只有往南退避了。他的希望完全是寄托在魏军不敢孤军深入上面。

这样的战略部署,可以说是败局已定了。

晋咸宁三年(277年),晋武帝司马炎从荆州都督辖区中划出襄阳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以左将军胡奋为平南将军、都督江北诸军事,专门负责夏口作战。

又经过两年筹备,此时晋军已有更大的把握,吴国最后的名将陆抗也死了,没有人再能抵挡晋军的攻势。晋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司马炎正式下诏伐吴。

为了应对吴国扼守沿江要地的防御策略,晋军分兵五路,分别进攻长江上、中、下游,充分利用己方的优势兵力,拉长战线,使吴军兵力分散,首尾不能相顾。

具体的部署是“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扬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浮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量宜处要,尽军势之中。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扬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浮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量宜处要,尽军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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