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墓
两汉时期，随着皇权的进一步发展，圣旨的相关制度也随之完善。西汉设尚书五人，其中一人便专管奏章与诏书；东汉时废除丞相及御史大夫，以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代替丞相，其中也必有一人代管诏书。在内容形式上，汉代的圣旨也有了一定规范，开头有了固定用语，不过不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是普普通通的“某年某月某日，某皇帝如何如何……”。
唐代一开始延续了汉制，称圣旨为“诏书”，但在武则天称帝后，为避“武曌（zhào）”的讳，将诏书重称“制书”。“制书”的开头一般会写上“皇帝敕谕”四个字，结尾署上年月日及起草人，类似于今天的公文。唐代官制实行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并立，其中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便专管圣旨的撰写。至开元年间，唐玄宗设立翰林院，翰林学士亦可负责撰写圣旨。因为中书属外廷，翰林属内廷，因此圣旨又有“内制”与“外制”之分。
唐昭陵“封临川公主诏”
在唐宋时期，圣旨并不像后来那样只是笔录皇帝的“金口玉言”，而是由皇帝和大臣商议完成。在宋代，门下省更是有“封驳”（否决）圣旨的权力。例如宋代名臣胡致堂便说：“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分为两省，而尚书守成，颁之有司。”到了元代，虽然撤销了门下省和尚书省，但仍留中书省，君臣共拟圣旨的规矩也被保留了下来。
由此可见，明代以前的圣旨，其实只是高级一点的公文，并没有传说中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明朝君主集权得到空前强化，圣旨的地位才随之提高。
朱元璋：奉天承运大皇帝
进入明代后，中国的官制有了较大的变化。朱元璋进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并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废除丞相，将不具有商议权、否决权的内阁提升为实际的中枢机构。从这时开始，圣旨也不再是君臣商议产生的公文，而成了皇帝意志的直接体现，大学士的作用只是笔录、润色而已。
“奉天承运”几个字也是在此时进入圣旨。曾参与编撰《大明会典》的余继登在《典故纪闻》里记载：“元时诏书，首语曰‘上天眷命’，太祖谓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始易为‘奉天承运’。见人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朱元璋画像
此外，朱元璋还称自己为“奉天承运皇帝”，甚至亲自撰写了《御制纪梦》一文，其中说自己梦游天宫，见到了“道法三清”，紫衣道人授以真人服饰和法剑，命他自称“奉天承运”，南京故宫“前三殿”的第一殿也因此被命名为奉天殿。此后，朱元璋颁发的圣旨前面都要加上“奉天承运皇帝”六字。
所以，在明代以前，圣旨中是不会出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几个字的。这几个字的读法也不是许多影视小说中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奉天承运”是“皇帝”的修饰语。
虽然明代的圣旨中有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字样，但也不是每份圣旨都会以此开头。明代圣旨中有的以这八个字开头，有的直接以“皇帝圣旨”开头，至于不很重要的圣旨，则是开门见山，甚至全文只有几十个字。
清朝最初延续了明制，以大学士管理圣旨。同时，由于满人最初以奉天为首都，“奉天承运”这一词语便在圣旨中保留下来，以宣示满人得天下是“奉天而行”。由于清代的圣旨分为用于重大事务的“诏书”和用于普通事物的“制书”，所以开头也相应的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和“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清代“制书”
在圣旨的形式上，清朝更是规矩森严。圣旨必须由绢布缝制而成，开头“奉”字一定要写在祥云上，每块绢布开头要顶格写，比后文高出两个字。除此之外，“满汉合璧”是清代圣旨的一大特点，汉文行款从右至左，满文行款从左至右，合于中幅，在中幅书写日期和落款。如果是全国性的圣旨，则以“布告天下，咸使闻之”结尾。
在书写、制作如此繁琐的情况下，篡改圣旨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作。传说中雍正将康熙遗诏的“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这样的情节，其实只可能出现在小说野史之中，在现实中，雍正既不可能将“十”改为繁体字的“於”，也不可能将满文中的“四”改为“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