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1年我国初婚人数跌破1200万，创37年来新低的相关数据引发关注。据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2021年我国初婚人数为1157.8万人，比上一年减少70.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多年来初婚人数首次跌破1200万人，为1985年以来的新低，2010年初婚人数多达2200.9万人。
与初婚人数减少同时发生的，是初婚年龄的推后。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到了28.67岁，与2010年相比，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3.63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3.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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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对婚姻的相关研究中，学界常对“不婚”采取这样的定义：又称 “结婚延迟”，不单指长久意义上的独身，也指包括晚婚、未婚同居、恐婚、（暂时性）独身等在内的婚姻延迟现象，既包括主动选择不婚的群体，也可以包括被动选择不婚的群体。
初婚人数为何创下新低，初婚年龄又为何推迟？当代适婚人群“不婚”的主要原因真的是买房、生育等压力吗？在此之外，高校扩招、新型婚姻关系的微妙变化又是如何对“延迟结婚”发生作用的呢？不过在此之前，一个需要被回答的问题是，初婚人数跌破1200万是对“不婚”真实水平的反映吗？初婚人数减少背后是否存在着其他人口结构、性别平衡等人口学的原因？红星新闻记者采访相关专家，对此进行了阐述。
初婚人数创37年来新低
反映“不婚”的真实水平吗？
国家统计局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官方统计的结婚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较2019年减少了113万对。这也是自2013年达到1346.93万对后，连续7年下降。2020年814.33万对的结婚登记人数，也创下了自2003年以来，近17年中的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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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降低的结婚登记人数背后是越来越多的“延迟结婚”选择吗？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这些数据背后有两个重要的人口信息，一是现阶段适婚年龄的人口数相较于之前是减少的，二是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对初婚人数降低亦有影响。
据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数据，我国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23亿人、2.1亿和1.63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与此同时，适婚人口呈现男多女少的特征。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
2021年初婚人口跌破1200万，这一年的数据能反映“延迟结婚”的真实情况吗？
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任翟振武曾在《中国人真的都不结婚了吗——从队列的视角看中国人的结婚和不婚》中从队列的视角分析中国人的结婚和不婚。
翟振武表示，利用某一年的婚姻指标对一个人口的婚姻状况进行分析，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会受到时期因素的影响。而且，婚姻状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们可以在结婚-离婚之间不断发生转换，仅通过一年的统计数据显然无法很好地反映人们的最终婚姻状态。要准确反映一个人口的婚姻及其变动状况，就需要利用队列研究方法，从纵向的角度观察同一批人在某一年龄的婚姻状态。以离婚率为例，只有计算同一队列已经结婚的人中有多少人离婚，而非离婚的人数在总人口中占多少比例，才能真正反映这批人的婚姻变动状况。
“我国粗结婚率的下降、粗离婚率和离婚结婚比的上升背后，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婚姻推迟的影响，并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结婚水平……我国真实的结婚水平仍旧很高，年轻群体中婚姻年龄在逐渐推迟，但最终绝大多数人还是会进入婚姻状态，同队列终身不婚者的比例长期处于极低水平。”翟振武在文中写道。
结婚率低是否意味着年轻人不愿结婚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宋健在《结婚率新低现象的人口学解读》中表示，很显然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结婚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衡量一个人口结婚可能性的指标并非是时期的结婚率，而是队列的结婚概率或人口的终身不婚率。
买不起房对年轻人“延迟结婚”
产生多大影响？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现在的大城市婚恋市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去相亲，首先先摆出来有几套房几辆车”，好像传达着一种信息，拥有房产的人就拥有了在婚恋市场的巨大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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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从事金融工作的小冬自大学本科起与男友恋爱已有10年，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经济问题”几乎在每一个环节都影响着他们的结婚决策。
在金融街的黄金地段，小冬和男友以万余元的月租价格租住着宽敞、舒适的公寓，他们的计划是在买一个位置、环境都没那么好的“老破小”后结婚，婚后他们每个月要一起为之还上2万余元的房贷。
“我们收入都很不错，还贷基本没有压力，唯一的障碍就是首付的钱，攒出来就好了。我们基本没抱希望去买现在租的这种房子，我们心理上结婚的条件不是有更好的居住环境，只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小冬说。
严跃进向红星新闻记者算了一笔买房账，“大城市房价比较贵，上海郊区的房子也得500万元左右，市区要800万元，甚至是1500万元到3000万元。北上广深的年轻人都面临这个方面的压力。”
同时，严跃进表示，户口也是影响年轻人在超大城市结婚选择的关键因素，“或者说因为没有买房而难以落户，或者说因为没有户口而在买房方面资格上受限制。”
“也有租房结婚的，但这肯定是暂时的，租房也是一种过渡。”严跃进说。
2020年，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下的《适婚青年“租房结婚”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购房结婚”对推迟结婚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表示，男女青年对于结婚住房的选择，是一种符合社会期望及自身角色地位的行为。“买房结婚”已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结婚前置条件，多数青年认为拥有属于自己的婚房与婚姻稳定及婚后幸福密切相关。
同时，研究发现，“租房结婚”意愿整体偏低，受访者中仅37.2%的人意愿“租房结婚”；“租购并举”政策未能有效促进“租房结婚”，青年将“租房结婚”当作权宜之计，而非组建家庭的最终解决方案。他们不愿意“租房结婚”的原因在于经常需要被迫搬家、没有“家”的安全感、“租购不同权”等，而对于“落实租售同权政策”“保障租户续租权利”“提供结婚周转房”已成为适婚男女青年的共同期望。
买不起房使年轻人无法走进婚姻的问题有何解呢？严跃进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让单身的能够买到房，比如降低购房的首付比例、取消一些购房的限制。
“另一方面，对有可能选择租房结婚的伴侣做好引导。小孩子前几年幼儿园读书，等到读小学了，夫妻俩差不多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买房的经济能力，可以再慢慢上车，这些政府在后续可以去做引导的。”严跃进说。
经济发展、同居宽容……
多重原因共同作用“延迟结婚”
经济原因对“延迟结婚”的选择产生影响，但并非决定性原因，红星新闻记者检索2020年、2021年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分地区年末人口数、结婚登记对数，计算出各地结婚率后与各地GDP数据比较发现，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结婚率低的情形，但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和结婚率并无显性关联。
2020年、2021年西藏、青海、贵州、安徽均位列结婚率最高的前4名，而浙江、上海两地则连续2年位列结婚率低的前2名。虽然这一信息符合经济较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低，经济欠发达地区结婚率高的认知，但并非整体规律。北京、江苏、天津等GDP较高地区的结婚率在总体排序中并无规律，GDP较高的天津结婚率也较高，而GDP较低的辽宁、河北结婚率也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