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间期的庇护十一世解决了困扰意大利与教廷几十年的重大外交问题，也就是教廷的实际管辖权。1929年2月11日，他与墨索里尼签订《拉特兰协议》，创立梵蒂冈国家，保证罗马教廷拥有完全和独立的主权。
庇护十一世承诺它会在国际关系中永远中立，承认法西斯政权是意大利的统治者，确定天主教为意大利国教等条款。这项条约长期确立，直到今天。
随着战争的阴云再次笼罩欧洲，庇护十一世在1931年到1937年发送三篇通谕，谴责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和无神论，特别强调法西斯主义是十足的异端，因为它“从教会和耶稣基督那里夺走年轻人，并向他们灌输仇恨、暴力和不敬。”
二战爆发前，继任者庇护十二世连续对纳粹的政策发送55次抗议，声明“基督徒不可能参与反犹主义；在精神上，我们都是闪米特人。”
二战期间，除了尽可能对战争地区施以援手外，庇护十二世还通过外交手段秘密保护了几十万犹太人的生命，将他们隐藏在修道院、郊区学校和医院里。同时， 还提供快速通道，让犹太人最快皈依天主教，以避免被迫害的政策。
战后，以色列外交官平查斯·拉皮德在他的书中写道，天主教徒至少“在拯救至少 700,000 到 860,000 名犹太人在免遭纳粹迫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7月，罗马首席拉比破天荒地亲自前往梵蒂冈觐见教宗，感谢他为犹太人所做的一切。教宗回答说：“我唯一的遗憾，是未能拯救更多的犹太人。”
庇护十二世
冷战时代，教宗的目光第一次走出欧洲，以审慎的姿态观察着风起云涌的世界变化，守序中立地参与全球国际事务。他们反对核威胁、反对一切战争。
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中，鉴于人类科技和物质产出的飞速提升，教廷也提出了让教会适应不断发展的新时代，并关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民族主义问题。教廷不再是意大利人的专属，吸纳了更多美洲、非洲等地的教士。
此时，教宗的对外宣讲不再以宗教为唯一准绳，也不再片面地谴责某些意识形态，而是更多地强调“人类公理”作为普世准则。
1978年上任的教宗“可敬者”若望保禄一世非常亲民，推动了教宗“人性化”。他是第一位拒绝使用尊严复数“royal we”（朕）自称的教宗，而是使用“I”（我）。若望保禄一世也是第一位拒绝接受传承千年加冕礼的教宗，只进行了一个俭朴的就职弥撒。他还拒绝乘坐12抬教宗御轿，但在教廷的极力劝说下，为了让更多人看见他，勉强使用。
若望保禄一世在位仅33天便去世了，死因蹊跷，至今是谜。
若望保禄一世因谦逊友善，赢得了“微笑教宗”的赞誉。
任期在1978-2005年的“大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有许多第一。
包括456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人的教宗、第一位波兰裔及斯拉夫裔教宗，第一位游历全世界许多地区的教宗，第一位到访希腊的教宗，第一位向东正教忏悔历史上天主教十三项罪名的教宗等等。而他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出行，则是波兰之旅。
1979年6月，若望保禄二世前往波兰朝圣，这是苏东阵营的首次教宗巡礼。他莅临华沙，在波兰引起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轰动。人说到底总要寻找心灵的慰藉，毕竟现实是困苦的，是需要排解和发泄的。只是对当时的波兰人来说，他们受够了那位格鲁吉亚的“神”。
教宗对着十余万波兰人高呼：
“我在哭泣，我，波兰土地的儿子，还有我，教皇若望保禄二世。我从千禧年的深处呼喊，我在五旬节前夕呼喊，我和你们一起呼喊：让你的灵魂降临！让你的灵魂降临！他将更新地球的面貌！阿门。”
一席语毕，人潮翻涌，山呼海啸，掌声15分钟而不息。这掌声，如炸雷，震撼着苏联在波兰业已松动的统治。此情此景一如八百年前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芒的演讲。若望保禄二世虽然不能原地变身为大BOSS横扫克里姆林宫，但他所代表的精神归宿却是传承千年，更加持久且更具威力的力量。这可以称为新时代的“神迹”。
十二年后，红旗落地，苏联解体。
人类在东欧建立的社会实验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另一种意识形态是对的。若望保禄二世又表达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病毒”的警告，包括：世俗主义、冷漠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以及无神论。
总的来说，教宗试图回避两种思想，主张复古的“仁爱”理念。
21世纪是变革的时代。所有事物都在经历不可避免的解构和重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近乎一天一变，极端激进与极端保守每天都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爆发激烈冲突。
教宗作为欧洲传统价值观的代表之一，也在与时俱进地接受变革。今天的方济各不仅是第一位拉美教宗，年轻时更是“解放神学”的拥趸。
他对同性婚姻持开明态度，为穆斯林洗脚，主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宣布教廷认可进化论与大爆炸理论。而且还大力推行教会娈童事件的解禁与改革，决定根除泛滥的神职性侵现象。
作为宗教领袖，方济各大力抨击放纵的资本主义和拜金主义，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绝对自治的市场和金融投机的意识形态”。呼吁并身体力行地救济穷人，呼吁改善工人和一切受压迫者的待遇。
为此，方济各又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教宗，或“左翼教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