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 |《万箭穿心》剧照
“我活到四十多岁，从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我两口子为人处事怎么样你是最清楚的，为什么我们会遭此大难？”新菊边哭边说，但转而又擦干眼泪，目光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跟他们死磕到底，该抓的抓，该赔的赔！就是得给个说法！”
2015年元旦刚过，我下班回到出租屋，刚在床边坐下，手机急促地响了起来。
电话是老家一个关系不错的邻居打来的，上来就说：“你坐稳当了啊，别听到下面的消息从板凳上摔下来。”
“怎么了？”我的神经不由地紧绷起来。
她接下来的话的确让我倒吸一口冷气，头脑一片空白：“什么？轮船爆炸？怎么可能！这是啥时候发生的事？”
“就是31号晚上，船炸沉了，周强被炸飞到水里，第二天才捞出来……”
我的心跳暂停了一下，待回过神来，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圣诞节前后刚刚跟我联系过的新菊。
1新菊是我闺蜜，我认识她丈夫周强更早一些。
周强是1990年毕业分配到我们粮食局下属饲料厂工作的，比我晚1年。他个子高，性格沉稳，话不多，别人说笑，他也会露出真诚的笑容。
周强高中时练体育，篮球打得好，虽然留了好几年级，但被特招到省城粮校，后来成了校篮球队的队长，经常带队比赛，为学校争光的同时，也收获了爱情——女友新菊是他的同班同学，比他小5岁，五官精致，身材窈窕。
两人郎才女貌，人人称羡，只是双方家庭条件相差悬殊——周强家是县城普通市民，父母没有正式工作，家庭负担不小；新菊家在省城附近的一个城市，家境不错。毕业时，新菊的父母强烈反对女儿跟着一个穷小子到小县城，他俩只好先各自回了老家。
然而，1年过去，看似柔弱的新菊，意愿坚定，仍非周强不嫁。家人拿她这犟脾气没办法，只好动用关系把她调到我们单位，提醒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却愿意从大地方嫁到小地方去。将来有的是苦给你吃。”
新菊义无反顾，选择了周强在一起。1992年，单位建了新的家属楼，我们成了一个院里的邻居。那时，粮食局形势一片大好，周强能力出众，从机修班班长干到生产车间主任，最后又被提拔为销售部经理，成为了公司的小头目。他们夫妻俩双职工，日子算过得不错。
然而，2000年后，政策的变化和市场的冲击，让我们单位慢慢陷入了困局，工厂的业务都处于萎缩状态，勉强维持到了2005年，工厂彻底停产，工人们都陷入失业状态。单位没有任何说法，我们大家连生活费都没有。同事们都说：“这样不死不活地拖着，还不如买断下岗呢，那样还多少有点补偿。”
单位里，我和新菊不在一个部门，只是点头之交。工厂停产后，我俩都赋闲在家，因孩子年龄相仿、经常在一起玩，我俩也就逐渐熟络起来。
那段时日，我无所事事，每天沉迷炒股，想赚大钱。新菊则脚踏实地，接一些在家做的手工活，有时是穿珠子、串项链，有时是焊接小灯泡。她手很巧，打毛衣，勾鞋子，勾各种衣服，还给我勾过一件小披肩。用她的话说，“这些零碎银子，饭钱、菜钱是没问题了”。
我很佩服新菊这种能在逆境中寻找突破的良好心态。但同样没有事情做的周强，却是时常蹙着眉头在抽烟，偶尔在家属院楼下碰到，一向和善的他也只是点点头，一言不发。
当然，周强这种状态大家也都能理解，两口子都没收入，还有孩子要养，一家之主，必然更为焦虑。新菊偶尔向我埋怨丈夫：“人家都会主动想办法，他就不会，也不去找门路、找找人，看看有什么机会。他这人就是好面子，抹不开脸，不愿意求人。”
“一时半会儿想找到合适的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你看咱们厂里那些人，不是在街上推人力三轮就是当装卸工，难道你想让他也干这个？”我安慰道。
新菊不语，过了一阵又说：“哎，但话说回来，周强这人是真的不错，对我很好。这么多年来，只要他在家，一天三顿饭都是他做。我有时想打个下手他也不让，都是把饭盛好，摆好碗筷，我和儿子吃现成的。吃完饭，他又收拾涮锅洗碗。他是体谅我远离父母，奔着他来到这儿，格外照顾我。”
说到这些，新菊眼里闪现出幸福的光。我们也都知道，新菊人漂亮，周强以前在穿戴上给她花钱毫不吝啬，去外地出差回来都会给她买漂亮的衣服和首饰。也就是因为周强对她好，连他们结婚时公婆没出彩礼的事，她都不计较了。
结婚后，作为小儿子的周强，时常毫无原则地补贴哥哥、姐姐，还以低于市场价2万的价格把宅基地卖给了哥哥，新菊虽是心里不悦，但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是真不想他为难。只是，以前我们都有工作，他补贴倒也罢了，现在我们都这样了，他哥哥姐姐的孩子也都工作挣钱了，也没见他们谁体谅我们一点儿。那天我给儿子买了一把香蕉，还有牛奶，没想到他一转手就拿给他姐姐了，给我气死了。”
在家干耗了大半年后，周强经粮校同学的介绍，于2005年年底去了外地一家饲料厂工作，还是负责农户的养殖和回收。那之后一段时间，新菊的神色轻松不少。“一个月轻轻松松也能挣五六千”，这收入，当时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算很高了。
2006年暑假，新菊带着儿子去周强工作的地方去探望，一个多星期后回来了，我看见她腿上都是被虫子咬的红斑。
“那地方周围都是农田，蚊子特别多。钱是不少，但人可就是辛苦了。”新菊说。
那以后，一个人在家的新菊，除了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便是接更多的手工活。我有时劝她注意休息，爱护眼睛，她笑着应承，手上却闲不下来。
2一晃3年过去，新菊的儿子也上初中了。周强有个远房亲戚开了个小公司，缺个出纳。新菊之前没接触过财务工作，但想着减轻点周强的压力，硬着头皮应下来，一边干一边学。工作虽然辛苦，但她总说，能分担下家里的经济压力，也是幸福的。
就在这一年，开发商买下了我们厂区闲置了几年的土地，开发商品房。一夜之间，厂房、仓库全部拆除，和我们家属院一墙之隔的厂区变成了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
单位主管部门从卖地的钱中拿出一点零头，给我们一百多号员工“买断”，20年工龄也只有两万左右的补偿，大家都觉得这太不地道了：“卖地卖了几千万，就给我们这一点补偿，总共不过花了两百多万，剩下那些钱都哪去了？”
工人们私下议论，但是一时谁也没什么主意。几年来，大家各自为生计奔波，男的迫于压力，像周强一样外出打工，女的也想各种办法打工挣钱。虽然大家想为自己多争取一点利益，但没有人愿意为了这个渺茫、未知的结果出头。
反倒是一向看起来温温柔柔的新菊，召集在家属院的下岗女工们说：“咱们得去找上面问问，卖地得了那么多钱，咱们这几年的生活费总要给的吧？补偿的那点钱，是买断工龄的钱，按照规定，这几年的生活费也是要给的。”
“想找回生活费？这有点难吧？”
“具体怎么办？我们听你的。”
女工们叽叽喳喳，新菊果断地压住了她们的议论：“关键是人心不齐， 咱们通知到厂里的每个工人，一家必须出一个人。人外出了，可让家里的老人来一个。如果有人既不出人也不出力，最后争取来了绝对没有他的份！”
“这样最好。”大家赞道。
“我们要有理有据，依据法律和法规办事，决不能有过激的行为，这是底线。”新菊又说。
大家点头。
新菊双管齐下，她以开发商施工扰乱家属区正常生活为由，安排了人三班倒在大门口堵着，不让施工车辆进出，然后带着人到粮食局找有关领导，诉说工人几年来待业在家的艰难生活，摆出政策——停产期间的生活费在买断时也要补发。
她对着局里领导侃侃而谈，有理有据：“以前，厂里停产没有钱，我们没有人提出任何要求。如今，卖地卖了7000多万呢，这点生活费也不给，就说不过去了。我们厂里的工人是最老实的了，要像别的厂子，早就闹得鸡犬不宁了。”
领导说：“聚众闹事是违法的，以后，有什么诉求，严格限制人员数量，不得超过5人。”
“那好，我们就按照规定的来，我们也不是闹事，就想得到自己应有的利益。”
工地的门被堵了几天以后，开发商急了，耽误一天施工，他们损失很大，立即给上面施压。随后，新菊带领大家和局领导几番交涉，最终，局里同意出钱补偿工人这几年生活费，每个职工又分得近万元。
大家纷纷感谢新菊这个“领头人”，她也完全不表功，又恢复了往日温柔的模样。
3“买断”后的两年，新菊家日子倒也不错。只是，世事难料，2011年，周强所在的公司又在行业下行大潮中败下阵来，他又一次下岗了。
此时周强也已经是45岁的人了，再回体制内工作早没有可能。曾经所学的技能，在当时的行业形势下，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的发展。这次的打击比几年前更狠，周强再次陷入焦虑中，郁郁寡欢。
新菊比丈夫务实了许多，她把亲朋好友都想了一遍，最终想到自家姐姐那几年在长江里开货船，从岸边的一些水泥厂、砂石厂拉货，给一些沿江或者支流边上的工地运送砂石水泥，也给一些桥梁施工方供货，收入可观。
新菊和周强商量，想跟她娘家哥哥两家合伙凑钱买一条船，让她姐姐带着一起在长江里搞航运，跟着姐姐货源也有，销路也有，“是出力气的活儿，但好歹能挣钱吧”。
做这个买卖，就意味着周强彻底脱离了以前的行业。另外，开货船在水上运砂石水泥，怎么着也有点危险。新菊一开始也有点犹豫，但一想到家庭的境况，对周强说：“干什么没有风险呢？要么窝在家里受穷，要么拼搏一下。”
东挪西借，两家人合伙花几十万买了一条吞吐量不算太大的货船，好在生意还不错，两年后，他们又把旧船卖掉，添钱买了一艘大一些的船。
此时，小城的房价也一路上窜，涨到3000多了。新菊和周强合计：“这么多年了，人家都买了新房，咱们还住在这20年前的旧房子里，说起来都丢人，不如就买一套新房吧。”于是，他们再借钱，交了12万的首付，买了一套120平方的新房。跑船的收入刨去家庭日常开支，足够还房贷。
新菊的哥哥有本职工作，并不总跟船。大多数时候都是周强一个人待在船上，除了负责开船的船老大夫妇俩，其余诸事，基本都由他一个人在船上操持，从跟着新菊的姐姐联系货源、联系工地送货，到最后进货、卸货，都自己来。他经常两三个月不回家，回家一次，也待不了几天。我们在一块闲聊时，新菊言语间多是对周强满满的心疼和体谅。
货船运输，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但其中的麻烦外人是不知道的，从装货开始，便会遇到层层关卡。有一次，周强的船在安庆一带遇到麻烦。他有一个粮校的同届同学小明，就在那里一个县的实权部门当副局长。周强本想找他帮忙，但想到两人地位悬殊，今非昔比，就开始磨磨蹭蹭，拖了一个月，事情仍未解决。最后在新菊的催促下，周强才硬着头皮去找老同学。小明得知情况后，埋怨他：“都一个多月了，你才想起来找我？你还拿我当朋友吗？”在小明的帮助下，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
渐渐地，周强在长江上也跑出些门道，买卖干得顺遂很多。2013年秋，新房交付，他们随即装修好房子，搬入新居。生活似乎向他们夫妻俩敞开了阳光大道，然而，他们才在这条大道上走了一年，噩梦就降临了。
4我在电话中得知周强遭此大难，对新菊的悲伤感同身受。然而，我当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北方小城打工，身不由己，不能立即回去帮助处于悲痛中的她。
春节回家，我第一时间去看望新菊。一进屋，便看见周强的遗照摆在电视柜上，格外让人惊心。
新菊见了我，哭个不停，精致的巴掌脸瘦了一圈，变成了锥子脸，从没胖过的身材更加纤瘦。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有默默陪着流泪，待新菊平静下来，她给我讲起了事情的经过。
2014年12月31号那天天气很冷，新菊知道周强的船在邻近的一个县的渡口装散装水泥。第二天就是元旦了，也是他们结婚22周年的纪念日，可是周强并不能回来。反正是老夫老妻了，也不讲究那些，多年来，周强都在外奔波，也很少过这个纪念日。
可是，新菊不知为何，却总觉得心里难受，还算出来他们从结婚到那天的天数，鬼使神差地发了一条朋友圈——
“8030个日子串成一首歌？几幅画？还是剪切成了一缕炊烟？几行泪水？”
| 新菊的朋友圈
事前，我看到这段话，是觉得莫名其妙。毕竟两人恩爱，生活也很不错，何来“几行泪水”一说？事后再读，才觉得，是不是冥冥中有什么神启？
“我为什么要算这个日子呢？就在出事前的几个小时！”新菊指着朋友圈那段话，不住地摇头叹气，“难道真有什么预感？”
就在那条朋友圈发出几小时后，她的手机响起来。噩耗传来，何止几行泪水？而是泪流成河。
那天晚上，船老大夫妇二人上岸有事，周强一个人去水泥厂装货。散装水泥不停地被打进船舱，突然，一阵巨响震彻夜空，船体爆炸，船被炸得倾覆，一半倾斜到水中。炸飞的水泥散落在岸边，堆积了厚厚的一层，周强则被炸飞，落入水中。
新菊已经回忆不起来她是怎么从家里到达事故现场的，“我整个人都是懵的”。面对黑暗中的河流，她瑟瑟发抖。打捞工作进行了一夜半天，才在离船很远的地方找到了周强的尸体。新菊见状，几近昏倒，跟我谈起来，也是几度哽咽：“我对不起周强，他只有49岁，就这样突然走了……”
“这怎么能怪你呢？不要这样自责。”
“我活到40多岁，从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我两口子为人处事怎么样，你是最清楚的，为什么我们会遭此大难？”新菊边哭边说，但转而又擦干眼泪，目光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跟他们死磕到底，该抓的抓，该赔的赔！就是得给个说法！”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轮船爆炸的呢？”我很不解地问道。
“就是压力阀失灵，导致水泥一直往里打，最后压力太大，发生爆炸。”在新菊看来，首先要承担责任的是水泥厂，多少水泥、打多长时间应该是有数的，这样无意识地往船上灌水泥，肯定会造成悲剧。
“当地海事安检部门也要负责，对船的安全检查为什不认真？收了钱就一走了之，为什么不按时更换压力阀？挂靠的航运公司，也脱不了干系！”新菊说着说着，那股倔强劲儿又回来了。
事发后，这3个在新菊看来要负责的部门，没有一个主动联系她协商赔偿的，这让新菊非常寒心，“他们的心难道是石头长的吗？”
听到她想要以一己之力对抗这3个部门的想法，我觉得简直是以卵击石。我宽慰她慢慢来，哪曾想，其实她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一阵了——我回家这时，距事故发生已经将近一个月了，周强还未入土为安，躺在事发地的殡仪馆里，因为“事故还没处理，不能就此作罢”。新菊说，周强的遗体当时从水中打捞上来后，就在岸边放着，想他这么冷的天在水里待了那么久，她心如刀割。但她坚持，不处理好事故就不移动周强，就在岸边放着。
周强一大家子人，没有人愿意出面解决问题，就连新菊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去找人，他们都不积极。新菊对他们说：“周强以前对你们当哥哥姐姐的怎么样？如今他惨死，你们帮忙找找人都不愿意。不看死人看活人，你们还有侄子正在上大学，事故不明不白，以后我们孤儿寡母怎么活？买这个船欠了那么多钱，怎么办？你们不去也得去，你们是哥哥姐姐，必须去！”
周强的哥哥姐姐们觉得理亏，只好跟着。有关部门软硬兼施，要求家属把尸体运去殡仪馆暂放，说善后的事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处理好的。周强的亲属们胆小怕事，被人家的态度吓着了，就想主动把尸体送到殡仪馆，还劝新菊不要鲁莽行事。新菊坚决阻止道：“事故确实不能一下子就处理好，但是，不给个说法，我们坚决不能把周强移走，更不能主动送去。存放到殡仪馆，也是一个长期的事，是一笔很大的费用，我们主动送去，也就需要我付这个钱。有关部门要处理事情，要消除影响，让有关部门送去好了！”
在新菊的坚持下，最终由相关部门出面，将周强的尸体送到当地殡仪馆存放，费用由政府给付，下一步，成立事故调查组，处理有关问题。
“哎，这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新菊和我说着，窗外有鞭炮声传来，愈发浓郁的春节氛围，更增添了这个家里的悲伤气氛，这个年注定是悲悲戚戚了。
年后，我照旧出外打工。临走前再次去看望新菊，只嘱咐她一定注意身体，万事小心些。我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想到新菊的艰难处境，怕她烦闷，比以前更主动地联系她，她也随时将这件事的动态说与我听，权当纾解自己的压力。
52月底，年已经过完了。新菊迫不及待地去问情况，只是“成立事故调查组”的承诺还遥遥无期。新菊觉得自己不能等下去了，事故原因很明晰，无非就是几个部门划分责任的问题，她不想坐以待毙，“得主动出击”。
她先去了几次水泥厂，可是找不到负责人——领导不是开会去了，就是出差去了。她曾在办公室里等了两天，每顿只吃一个烧饼充饥，最终没见到负责人的影子。
随后，她去了海事局。对方不认为自己有责任，说安检有船主签字了。新菊让他们把签字的材料拿来看，他们又拿不出来。“这事就等调查结果出来，该我们什么责任，我们承担。”他们撂下这句硬邦邦的话，便对她置之不理。
接着，她去了货船挂靠的公司，公司负责人说，“就收了一点挂靠费，结果要承担这么大的赔偿责任，太亏了”，不愿意给任何赔偿。新菊说要请律师起诉他，那人直接耍起无赖：“起诉就起诉，大不了坐牢，反正我不赔。”
几经折腾，事故处理依旧没有眉目。新菊一筹莫展，一度迷茫甚至绝望。她想起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来探望的小明对她说，还是要依靠当地政府。当时她没听进去，现在想来，是唯一的办法了。毕竟责任方怕赔了钱家属还没完没了，若有政府部门的协调，各方都会放心吧？
于是，新菊又回到推进当地政府部门尽快成立事故调查组上面来。她召集了周强的朋友、哥哥姐姐还有娘家亲戚，去到事发地的政府讨要说法，希望能形成压力，让有关部门及时解决问题。
去一次，来回路程四五个小时。周强朋友都有各自的事情，娘家亲戚又隔得远，几次下来，新菊也不好多麻烦他们。周强的哥哥姐姐们更是令人心寒，连路上吃饭，都等着还没毕业的侄子给他们买单，开车出去，也要新菊给他们加油。每到一个部门，新菊声泪俱下地据理力争，他们也只是瑟缩在后面，一言不发。新菊让儿子捧着周强的遗像在有关部门的门前跪着，有人过来吓唬他们：“不要抱着照片在这里，影响不好，不然把你们都抓起来！”
“为什么不能抱着照片？那是他爸爸，他爸爸死得这么惨，现在得不到公正处理，他就要给他爸爸伸冤！”新菊一点不怕他们，“求你把我们都抓起来吧，我们孤儿寡母，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办法活下去了！”
她说着，扯住那人的衣袖，把他的衣服都扯破了，那人落荒而逃。
“他们那些公务人员也挺不容易的。”跟我说起那个场景，新菊还笑了。
然而，3家责任方谁也不愿轻易做出承担责任的许诺，他们都在观望，千方百计地推脱责任，希图把责任最小化，赔偿能拖就拖，能躲就躲。
就这么跑了一阵子，亲朋好友不再继续帮忙，新菊也让儿子去上学了。她自己一个人不停地往返事发地的政府部门，奔走呼号，推动有关部门及时处理，当中的艰难和煎熬，不是别人能体会的。
最终，新菊磨破了鞋底，终于在5个月后，逼着政府部门专门成立事故调查处理小组，协调有关事宜，当地的县长任小组长。
6即便到了这一步，事情进展也并未有新菊想象中顺利。
首先是责任划分——水泥厂承担60%的责任，另外30%的责任由海事船检部门和挂靠公司来承担。可是，没有哪一家爽快地掏钱赔偿，海事安检部门坚持自己没有责任，挂靠公司的负责人居然直接跑了。
“那还有10%的责任呢？怎么没人承担？”新菊迷惑地问县长。
“另外10%是船主自己来承担。”县长语气平平。
“我们已经家破人亡了，还要承担责任？”新菊想不通。
“我们这个处理小组，只能把大家召集起来协调问题，至于法律问题，你还是要找律师，能协商好更好，协商不好，还是要走法律程序，要通过起诉的途径来达成——毕竟现在是依法治国，不是人治，我这个县长也不能说抓谁就抓谁，还是要通过法律。”
随后，县长给新菊推荐了一个律师，新菊通过律师递交了诉状。
律师给她详细分析了各种情况：水泥厂问题不大，60%的责任，他们也没有太大异议；海事安检部门和挂靠公司坚称自己没有责任，不愿承担；至于船主的经济和法律责任，新菊可以给她哥哥出具一个谅解书，这样可以免除哥哥的刑事责任，至于周强的法律责任，“他人已经不在了，经济责任，你们船主自行承担10%”。
至此，法律上的问题新菊比较清楚了，有了这个方向，往后也有了依据。
8月份，我因事回家，到新菊那里坐了坐。她满脸倦容：“真的，我鞋子都快跑烂几双了。”
“如果是我，我会放弃的，这么难，简直不敢想象。”
“我也就是拼着这一条命了。”她疲惫地说。
长时间的奔波，让新菊感到身体不适、腰部疼痛，她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严重的肾积水。从动手术到出院，一个多月的时间，周强的家人没一个去探望新菊。她彻底看透了这家人。他们的冷漠，让她更加坚定了讨回公道的决心。
9月初，身体稍有恢复，新菊又去找县长——县长可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即使事先电话联系好了，到了县政府，有时他开会，有时他出差，有时他忙别的事，经常去了几次也找不到人。新菊只好在办公室外等着，从早上等到晚上，随便对付几口饭，吃几口冷硬的馒头，喝几口凉水，找个简陋的旅馆住下，接着等。
等见到县长，她便声泪俱下地说：“既然事故责任早已划分清楚，该赔偿的何时才能到位？出了这么大事情，人也死了，买船借了那么多钱，债主上门逼着要钱。为了这个事，我也不能工作。儿子还没工作，生活都成问题，就等着这个赔偿款还债……”
听她哭诉良久，县长也起了恻隐之心：“我很同情你的遭遇，我安排人再催促一下水泥厂方面，让他们尽快赔付到位。”
她又去找律师：“逃避责任跑掉的人，就没有办法了吗？难道跑了就万事大吉了？”
律师告诉她，法院已经建立了赔偿账户，第一批水泥厂的赔偿不久就能到位了；海事安检部门还在沟通协商中；“至于挂靠的轮船公司负责人，公安部门也在实施抓捕”。
在各方努力下，海事安检部门也认了责，把赔偿款打到指定的账户上。逃跑的那个公司负责人，也最终被公安抓了起来。
到了2016年初，新菊那句“该赔的赔，该抓的抓”，总算是落到了实处。至于赔了多少钱，新菊没有说——财产赔偿按实际损失，由保险公司赔偿，除去船的本钱外，邻居都猜测大概还有100多万。
至此，在殡仪馆里躺了一年的周强，总算可以安心了。新菊为周强讨回了说法，为了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她把葬礼办得很隆重。
葬礼上，新菊神色疲惫，但眉眼之间更添了些倔强：“不管怎么样，这一页总算翻过去了，我和儿子会好好生活下去的”
听她这么说，作为朋友，也放心多了。
7新菊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城市找到了个好工作。她也继续在自己的出纳岗位上勤勤勉勉。有时我们在微信上聊些家长里短，偶尔还能看到她朋友圈发的广场舞的视频。
让我惊讶的是，2018年，她居然考取了初级会计证。
“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考下来，我居然考上了。因为有这个证，工资也因此增加了不少，就是以后再找工作，也更容易。”她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此时，她已经48岁了。
这一年，新菊把刚住了几年的房子卖掉了，得到50多万，又把赔偿款拿出一部分，给儿子在工作的城市付了100多万的首付。
她不想再住回到我们家属院的老房子里去，在老城区的繁华地带租了房子，独自一人居住，每天按部就班上班，晚上到附近广场跳舞，日子过得平静，也慢慢走出了那段人生的至暗时刻。
2018年年底，她告诉我，她粮校的同学，要给她介绍对象。
“以后的人生还长着呢，你应该有自己的幸福。”我为她高兴，“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没想到，那个“对象”就是小明。当年周强的事，他虽然不方便处处亲力亲为，但是总会在关键时候给出主意，新菊很是感谢他。在周强的事解决完不久，小明的妻子查出癌症，很快便去世了。
后来开同学会，有个同学对新菊半认真半调侃道：“这都几年了，人家老周说不定在那边早就找人了，你也该考虑自己的事了。”随后，便撮合新菊和小明：“自从他妻子死后，很多人给他介绍对象，女方什么行业的都有，也有未婚的女性，可是他都没有同意。”
在同学的牵线下，两人也慢慢聊起来。有好事者把新菊的新恋情说给周强的大姐听，周强大姐愠恼，“不要跟我说这些，我不想听”。新菊不在意这些，毕竟周强已经走了3年多了，是时候考虑自己接下来的生活了。
2019年中秋节前，新菊正式嫁给小明。
这么多年的朋友就要远走，我心里五味杂陈，既为她找到新的幸福高兴，也为朋友的远去伤感。在她走的前一天，我请假去她娘家送她。婚礼当年早上，我和前去送她的客人们从宾馆到她家楼下，新菊在娘家人的簇拥下打着红伞，穿着紫红色的蕾丝裙，走上了新郎的车，49岁的她，身影依旧娉婷。
看着远去的车影，我又想起了这个倔强的女人经历的起起伏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