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顿的麻醉手术展示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名与利的争夺。莫顿本来做这次麻醉展示就是为了名利，获得成功之后，马上为乙醚申请发明专利。曾经为其提供指导的杰克逊深感不忿，认为是他告诉莫顿乙醚的麻醉效果，因而这份荣誉应该属于他。两人争执不下，互相对骂，一直闹到国会仍然莫衷一是。结果乙醚专利没有得到执行，谁也没有得到钱。
另一端，韦尔斯听说了莫顿的手术之后站了出来，给杂志去信，声称他跟杰克逊、莫顿有过交谈，他们都承认他的发明贡献。如果他有机会再做第二次展示，或许发明权就会归他。除了韦尔斯，佐治亚医生克劳福德·朗也声称他才是麻醉术的发明人，早在1842年他就在手术中运用了乙醚麻醉。
麻醉术的发明权争夺演变成为一场闹剧，谁都没有获得好下场。韦尔斯在展示失败之后索性弃医从商，改去销售艺术品。1848年，他因为朝路人泼硫酸而被捕，死于狱中。康州议会在其死后确认他为麻醉发明人。莫顿为了专利权到处演讲上诉，耗尽家财，1868年死于脑溢血，其墓志铭称“在他之后，科学控制了疼痛”。杰克逊曾获法国科学院确认为发明人，最后却精神失常，死于疯人院。克劳福德·朗虽然提出了证据，但是没能改变人们的观念。
麻醉发明争议的四个当事人：左上为朗，右上为韦尔斯，左下为莫顿，右下为杰克逊
医生的反对与担忧
在1848年的莫顿手术之后，乙醚和笑气，加上1831年发现的氯仿，都已成功地展现出麻醉止痛的作用。但是吊诡的是，在1848年的莫顿手术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麻醉都没有得到普及。
这一点，首先归咎于莫顿的行径以及当时对医学发展的主流认知。在19世纪初的科学家和精英医生看来，医学的进步建立在日积月累的细心观察和认真实验的基础之上。它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与医生无私地贡献了他们的才智与汗水，才有了医学的日益昌明。发现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与发明天花疫苗的爱德华·詹纳就是个中代表。
但是莫顿与这一范式截然不同。他的发现谈不上是孜孜不倦的实验研究、数据分析和假说检测的结果，而更像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他不是第一个制造乙醚和笑气的人，甚至算不上是第一个将其用于手术麻醉的人；他对乙醚的研究十分原始和粗糙，很多时候依赖杰克逊的指点，而且手术展示的进行也十分仓促随意。更加令人感到尴尬乃至愤怒的是，他实验乙醚麻醉的目的是为了金钱，而且在获得成功之后马上申请专利，企图垄断乙醚麻醉的所有权，而不是将其归功于前人与同侪的贡献。费城的医学杂志公开谴责莫顿的做法，号召波士顿的医生一起反对这个骗子。
即便置莫顿的争议不顾，当时的外科医生对待新麻醉药的态度仍然极为谨慎。他们对麻醉术潜在的副作用感到担忧。考虑到过去用于麻醉的罂粟、曼德拉草乃至酒精，都会对人体造成程度不同的伤害，这种担忧并非没有原因。乙醚与氯仿的安全吸入量是多少，仍然没有定论。事实上，当时在美国和欧洲都发生过使用乙醚或笑气麻醉死亡的病例。至于麻醉过程中出现心律失常、循环衰歇、呕吐或者组织损伤，更是不在少数。须知在现代的医学条件下，麻醉都是一件不容小觑的事情，19世纪的医生保持小心翼翼的态度，亦属正常。
麻醉术受到反对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改变了手术进行的方式。在没有有效的麻醉术的时候，手术考验的是医生的速度与力量，所以像利斯顿那样的医生才会大受欢迎。但是麻醉术发明之后，速度与力量就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医生的判断能力与缜密思维。于是那些习惯了过去的方式与荣耀的医生竞相站出来，否定手术麻醉的必要性。
病人的恐惧
病人对于麻醉药的使用同样顾虑重重。首先引起担忧的仍然是它的安全性。许多病人都知道，笑气过去主要用于流浪艺人、马戏团的娱乐表演，现在却成为了麻醉止痛的新发明，这一转变未免过于突兀，而难以为人所接受。
病人的顾虑同样出自“失去意识”的恐惧。即使在今天，很多人都曾经产生过可能一睡不醒的恐惧，何况当时。即使能够醒来，人们仍然担心麻醉可能钝化感知能力，造成永久的伤害。许多人对于失去意识的畏惧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宁可选择痛苦的手术，也不愿意接受麻醉。
正在接受麻醉的女性
“失去意识”引起的另一重忧虑是医患关系的失衡。没有麻醉的时候，医生会在手术过程中与病人进行积极的交流，询问病人的感受，做出相应的治疗动作，同时由于手术的剧烈痛苦，医生往往尽量避免手术。但是麻醉的使用会使病人陷入昏睡，手术变成了医生单方面的操作演绎，这意味着病人权力的让渡与医生权力的空前巨大。不仅如此，由于痛苦的消失，外科医生可能会更加鼓励病人接受侵入性手术，进而给病人带来更多的潜在伤害，例如术后的伤口感染。一位医生曾在1872年写道：
以前，由于手术造成的痛苦，除非有良好的成功前景，否则外科医生不会给人做手术。然而现在，最严重的手术都可以在没有任何痛苦的情况下进行，外科医生急于拯救他的病人，可能会频繁地进行手术，而这些疾病或伤害在以前是不会进行干预的。
麻醉的出现还引发了人们的道德焦虑。乙醚和笑气等刚刚投入应用的麻醉药尽管能够起到减缓疾痛的作用，却有可能跟鸦片一样产生上瘾性，使病人变得冷漠、懈怠与虚弱，甚至激发病人隐藏的罪恶思想。有人评论说，这些使人一时得到“解脱”的药物，其实是穿着天使伪装的恶魔。女性尤其容易受到这些药物的影响，她们上瘾之后，将会变得“迟钝，责任感变弱。提防、狡猾、多疑、欺诈——为了得到珍贵的鸦片类药物，不惜做贼——无所不为……对羞耻麻木不仁，对感情无动于衷。”一位医生评价说，如果女性知道这些风险，她肯定不会接受麻醉，乙醚麻醉的支持者只是重复“长期以来懦夫采取的对道德苦难麻木不仁的做法”。
反映人们对麻醉感到担忧的图画
必要的痛苦
麻醉的反对者除了不断描述麻醉可能的弊端与坏处，也在强调疼痛的必要性。
一个可以引为凭证的理由是提高手术的成功率。不少医生认为，痛苦是手术的一部分，它有助于减少伤口感染，排出毒素。对于产妇来说，麻醉尤其没有必要，甚至连喊叫*都是有益的，可以提高肺活量，锻炼呼吸器官。这种言论直到今天仍不新鲜，从无痛分娩的比例之低就能看出端倪。也有医生认为，截肢的疼痛可以避免死亡，因为它能够刺激心血管功能。
疼痛的另一个有益之处是锻炼意志和品质。美国医学会的副主席曾在1849年声称，没有疼痛的刺激，病人做完手术之后就会垮掉。他又说，没有能够忍耐疼痛的坚毅品质，就不可能从肿瘤中恢复过来。
受到这些医生言论的影响，许多病人都对麻醉嗤之以鼻，认为手术是展现人类的英勇品质和自制力的时刻。每一个人都应该训练自己，使自己能够勇敢地面对痛苦。麻醉的使用只会使人耽于安逸，成为乙醚的奴隶。反过来，医生同样鼓励病人拒绝麻醉。用一位支持烧灼消毒的医生的话来说，最终的目的是培养病人的英雄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