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在许多文化里都被认为是一种精神锻炼。图为印度的一位苦行僧
这种看法不单单存在于发明麻醉术的美国，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说法。在各种文化里，都有苦行式的修道实践。只有能够忍耐极端痛苦的人，才能得到淬炼，完成精神的蜕变与飞升。古代斯巴达的小孩宁愿让狐狸啃他的肚子，也不愿意让别人发现他的不堪行为；中世纪的欧洲修道士常常使用鞭笞的极端修行方式；印度的苦行僧常有绝食断水，甚至躺在钉床、走在火炭上的苦行。这在东亚文化中表现尤为明显。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忍”字本身的意义就是在心上插一把刀，说明能忍人所不能忍，才是最高的修养境界。
麻醉既然会消除疾痛，自然为这些人所不取。
疼痛的宗教意义
疼痛是上帝的意志，是对人类原罪的惩罚。这是19世纪的许多麻醉批评者所持有的一种观点。美国牙科协会的第一任主席阿特金森就认为，麻醉是一个魔鬼般的密谋，它剥夺了人们理解和忍受疼痛的能力，这些疼痛是上帝赐予他们去经历的。由此而来的结论当然就是不应人为地减少或者避免痛苦，否则将会招惹上帝的愤怒。
这种看法并非全无神学根据。《创世纪》里记录了一段关于疼痛的话：“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生儿育女的痛苦是上帝的一次提醒，它表明人类仍是有罪之身。
或许正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麻醉手术的第一次展示才会在波士顿而不是费城等医学更加发达的城市进行。在当时的北美地区，只有波士顿的神职人员和医生对疾痛抱有异样的看法。他们不像其他城市的人一样，笃定地把痛苦和疾病视为神的旨意。例如在1721年，当天花袭击波士顿的时候，当地医生就力主进行人痘接种，即把患者的痘脓接种给未感染的人。这种做法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是显然与所谓上帝的意愿相悖。
莫顿进行麻醉展示的麻省总医院，如今是美国的顶尖综合医院
基督教的影响如此深入人心，甚至到了19世纪后期以及20世纪，仍有病人以此为理由拒绝止痛。即将生育的孕妇对于减缓疼痛的手段感到担忧，认为这会破坏她的信仰。南北战争的名将杰克逊在接受截肢手术的时候也拒绝接受氯仿麻醉，称“我一向反对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使用氯仿……我不希望在那样的状态下走向来生”。
最终的普及
麻醉术的最终普及，首先得益于产科医生和牙医的推广。苏格兰医生辛普森回击宗教人士对麻醉术的批评，指出上帝在取出亚当的肋骨创造夏娃的时候，就先让他进入类似麻醉的沉睡状态。英国名医约翰·斯诺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在1853年和1857年先后两次使用麻醉术为维多利亚女王接生，帮助她顺利诞下第八个和第九个孩子。两次生产麻醉的名人效应大大地提高了麻醉术的接受度。
与此同时，麻醉术本身也在不断地得到改良。斯诺研究清楚了氯仿和乙醚麻醉的剂量，并撰写了一系列说明与操作指南，打消了许多医生和病人的疑虑。麻醉术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与美国内战（1861-1865）期间大量应用于战地医疗，加深了人们对麻醉的认识。
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反对手术麻醉，麻醉的重要性也早已得到人们的公认，并且日益发展成熟，变为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但是对于疼痛的歌颂，依然存在。那些反对无痛分娩的人，那些鼓吹疼痛是上帝的旨意的人，那些称赞吃得苦中苦的人，当然不会忍痛接受截肢或者肿瘤割除。但在他们眼里，一般意义的疼痛，尤其是慢性疾痛，无需关注和克服。就此而言，麻醉发展到今日，更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减少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慢性疾痛。
参考文献：
1）《疾痛的故事》，阿瑟·克勒曼著，方筱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医学史》，洛伊斯·N·玛格纳著，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 The Wondrous Story of Anesthesia, Editor: Edmond I Eger II, Lawrence J. Saidman, Rod N. Westhorpe, Springer, 2013.
4) The story of pain, Joanna Bourk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5) Surgery in the Pre-Anaesthetic Era: The Life and Work of Robert Liston, Reginald Magee, Health and History Vol. 2, No. 1 (Jul., 2000), pp. 121-133.
6) Ideologies of the Anesthetic: Professionalism, Egalitarianism and the Ether Controversy, Stephanie Browner, American Quarterly, Vol. 51, No. 1 (Mar., 1999), pp. 108-143.
7) Religious Perspectives on Human Suffering: Implications for Medicine and Bioethics, Scott J. Fitzpatrick, Ian H. Kerridge, Christopher F. C. Jordens, Laurie Zoloth, Christopher Tollefsen, Karma Lekshe Tsomo, Michael P. Jensen, Abdulaziz Sachedina and Deepak Sarma,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Vol. 55, No. 1 (February 2016), pp. 159-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