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子宫与卵巢丨图虫创意
据杜医生介绍，在药物的刺激下，一个周期长出十几个卵泡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很多女性达不到这个数量，就需要两个以上的周期才能取到足够多的卵子。每颗成熟的卵泡会分泌200 ～300 pg/ml的雌激素，十几颗的话就会达到上千的雌激素。过高的雌激素有可能对身体造成过度刺激，引发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导致腹水、胸水、腹痛、心肺功能异常，严重的可能导致终身不育，甚至死亡。
与此同时，如果因为有冷冻的卵子这条“后路”使得女性对未来产生错误的安全感，从而推迟生育计划，这将导致35岁以上的高龄孕妇增多。相较于处于最佳生理育龄期的女性，高龄孕妇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还要面对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等并发症。
然而，在中介和商家的广告中，非但没告知女性冻卵可能面临的风险，还将冻卵塑造成和整形手术类似的生活方式，给消费者一种虚幻的期待——整容了、变美了、冻卵了，就能从此掌控自己的人生。
图丨Bianca Bagnarelli for NBC News
针对国内的现状，不鼓励社会性冻卵的原因还有一条——社会性冻卵会挤占稀缺的医疗资源。杜医生拿自己所在的国内唯一一家卵巢组织冻存库举例。和冻卵相比，冷冻卵巢组织的优势明显：一片卵巢组织包含数百个卵泡；将冷冻的卵巢组织移植回女性患者体内，由于卵巢周期的恢复，可以使患者的内分泌功能得到恢复。杜医生经手过的一个患者，放疗后FSH（即卵泡刺激素水平，代表卵巢的活性，越高卵巢活性越差，一般大于40属于绝经）升到了100多，处于绝对绝经的状态。在把冷冻的卵巢组织移植回体内后大概三四个月，病人的FSH降到了10以下。
目前，这项技术只向女性癌症患者开放。由于政府的补贴，价格在7000元左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项技术也不会向健康女性开放。我国每年新发癌症患者超过300万。大约70%在育龄期的女性癌症患者还没有孩子，有生育的需求。她们更需要这项技术。更不用说那些没办法冷冻卵子的患者。杜医生接触过的最小的患者还不到一岁，卵巢只有小指头指甲盖那么小。“说实话，癌症患者我们都冻不过来，”杜小溪医生表示。
那么，不对单身女性开放冷冻卵巢技术，是否能等同于否认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呢？对于冻卵技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项技术是否得以开放应用，不光要考虑技术是否成熟，还是权衡考量现实条件的制约。有专家认为，在资源稀缺的现状下，冻卵应该先被当作医疗救济的手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被当作医疗福利措施。
因此，有医学专家告诉果壳，即便在未来开放了冻卵技术，也可能不会一次性向所有女性开放。相关部门可能会对技术的使用设置一定的门槛，以保证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坏选项中最好的那个除了医学专家，国外不少女性主义学者也对社会性冻卵持谨慎态度。
早在 2014 年，苹果和脸书就已宣布将为女性员工报销冻卵费用。国内的企业中，携程也在2018年10月宣布将为中高层女性管理者提供 10 万元至 200 万元不等的费用，还有不超过 7 天的带薪休假，使她们能享有冻卵等高科技助孕福利。这些举措都在媒体的渲染下带上了女性主义的色彩。
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认为，这些举措看似在帮助女员工解决生育和事业的难题，但最终可能导致雇主期望女员工通过冷冻卵子来推迟生育，从而把精力最旺盛的年纪全数奉献给公司。而对于在工作上有企图心、但同时也希望生育的女性来说，她们可能迫于同侪压力，不得不推迟生育、选择冻卵。甚至有可能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如果不冻卵，就是没有为公司奉献的精神。
图丨chinadaily
美国健康法专家西玛·莫哈帕特拉（Seema Mohapatra）担心，如果在大公司的推动下，冻卵技术大范围应用，女性的人生道路可能会僵化成两条路线：推迟到五六十岁才生育的工作路线和早早*生育回归家庭的妈妈路线。莫哈帕特拉认为，如果较早生育意味着女性不得不在事业上做出让步，或者由于缺少家庭支持无法为孩子提供有保障的生活，那么就不能说推迟生育体现了女性的独立自主。她只是在所有坏选项里选了相对好的一个。
让女性不敢*生育的现实社会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冻卵也无助于女性争取更友善的工作环境，怎么能说通过冻卵延迟生育有益于女性的独立自主？
女权主义哲学家安吉拉·佩特潘纳格斯（Angel Petropanagos）认为，冻卵并不能解决父权制的根本结构，更像是职业女性们为了解决当下的烦恼和焦虑而选择的一个快速解决方案。
图丨AMRITA MARINO/mit technology review
更有学者担心，冻卵会加大女性群体内部的贫富差距。看看冻卵女性的典型画像：三四十岁仍未婚未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自己的生活有话语权。不得不承认，这描述的绝不是贫困地区的女性。如果开放冻卵技术，冻卵极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女性才能享有的“特权”。延迟生育的女性在职场上得到了更多的机会，更有可能晋升；而早早被困于家庭的贫困地区的女性，会更难实现阶级跨越。
更危险的是，假如通过冻卵推迟了生育的女性为公司奉献了大半辈子，到五六十岁后发现身体状况不允许生育。她会怎么做？是否会选择花大价钱通过代孕来生育？原来贫穷的年轻女性通过出卖身体来谋生，现在她们多了一个选项——出卖子宫。当然，这是非常粗糙的推导，但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并非不需要警惕。
“如果是一项每个人都该拥有的基本权利，就应该是免费的，”杜小溪医生说，“如果只有在大公司工作，或者只有花钱才能买到，怎么能叫基本权利？”
为什么女性要退而求其次？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并非出于工作原因而选择冻卵的女性来说，推迟生育只是不得已之举。
耶鲁大学的医学人类学家马西娅·英霍恩（Marcia Inhorn）2018年对150位来自美国和以色列接受冻卵的女性进行了深度访谈。结果发现，这些女性大多是3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单身女性，她们选择冻卵的原因并不是为了打拼事业，而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可以与之建立家庭的伴侣。
英霍恩指出，长久以来，在讨论冻卵相关话题时人们几乎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女性身上，却忽略了男性在其中的扮演的角色，但生育本身就是涉及两性的事。更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女性难以找到合适的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