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所使用的教练机型 图/受访者提供
1997年，中国民航引进并推行了飞行品质监控系统，规定从1998年1月1日起，在境内注册并营运的运输飞机应当安装快速存取记录器（QAR）等设备，用以监控飞行员的驾驶行为是否合乎机组标准操作程序（SOP）。
近两年，各航司在原有SOP的基础上分别做出更具体、细致的调整。以驾驶舱为例，机长与副驾驶的操纵顺序在SOP中有明确规定，如果顺序颠倒，便会被QAR记录在案，视为不符操作规范。类似的顺序规范一旦触犯，常会被归为态度和作风问题，惩罚、扣分，谈话。还有公司以QAR记录作为依据，在内部做评比。而民航局在2012年发布的文件中已经明确规定，不得以QAR数据作为处罚某个具体飞行员的信息来源。
在QAR系统内，较轻的着陆过载数据更“好看”，但若碰上刮风天（大风乱流天气），稍“重”一些着陆的安全裕度显然更大。“好看的数据不意味着飞机处于最安全的状态。”严鹏指出。飞行近十年，他仍然记得在航校学飞行时，伴着引擎巨大的轰鸣声，蔚蓝的天际线逐渐远去。“那种欣喜和快乐是永远难忘的。”但严鹏也愈来愈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力朝自己涌来。
大约两年前，每次飞行前进入准备大厅时，等待他的，都是层层检查与提问。问题范围不仅涵盖飞行员执飞机型，也包括公司近期的会议精神、口号，整顿活动的文件细节。答不上来，则有可能面临通报批评、扣分，甚至当次不能飞，让应急备份人员顶上。
在三亚空管站塔台管制室内，塔台管制员正在管制指挥 图/新华社
“航医妈妈”和备忘录
自新冠疫情以来，民航业受到巨大冲击。3月18日，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张清在一个线上研讨会上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民航全行业累计亏损达2111亿元，其中航空公司亏损1706亿元，机场企业亏损540亿元。
根据《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飞行员一年内飞行小时数不得超过1000小时。疫情前，严鹏经常一年能飞到八九百小时。这两年他和同事们的飞行时间缩至500小时甚至更短。
疫情期间，乘务员陈荔工资最少的一个月，到手只有一千多元。顾月入行三年多，“只见过一段好日子”，但她仍然喜欢这份工作带来的自由与独立。
限制和劣势也显而易见：作息不规律，和家人聚少离多。对乘务员和飞行员而言，每晚要到10点才能确定第二天的航班。
干机务，无论冬夏都要穿一身防护衣钻到油箱里面去工作。白天飞机在天上飞，维修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夜里，导致很多维修人员生物钟混乱。“维修空间大部分都是室外。在北方的冬天，不戴手套摸一下金属部件，手就可能被粘住。早年很遭罪，现在需要精密操作的时候就戴医用手套去干活，干完了以后，把手套擦干净，再装到一个保暖的手套里头。但戴着医用手套在零下十几度还是冷嗖嗖的啊。”常庆回忆起来仍感慨不已。
2022年3月21日，中国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值机区几乎空无一人 图/人民视觉
需要关照的还有精神层面。
“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后，各航司都以不同方式稳定一线人员情绪。有的发出带有心理咨询热线的海报，可以拨打电话寻求援助；有的则告知乘务员，“如果你感觉这事会影响到你的飞行状态，可以跟领导去申请，我觉得现在飞不了，可以休息，领导是会批准的。”
陈荔所在的航空公司发出问卷，询问波音737航线的人员，是否有心理上的负担。她听说有同事填写了问卷，“他们说，自己情绪还好。但如果乘客坐这个机型有很多的疑问顾虑，该如何回答？”
3月25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后的第四天，顾月飞了一趟云南。起飞前，她给妈妈打了电话。妈妈安慰道，“没事的。记得发排班表。”
无独有偶。沈然的前夫在事故后给她发消息：“你要注意安全，以后能少飞就少飞。”
素来沉稳的沈然也没按捺住情绪，“我说如果我不在了，你一定要把我女儿照顾好。”
“他说你放心，你命硬着，能活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