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症治疗则是针对疾病的症状采取的治疗，目标是缓解（Relieve）病人的不适。比如，针对肺炎病人出现的发烧、咳嗽症状，给予退烧、止咳药，就属于对症治疗。
姑息治疗则是对于没有治愈希望，或者患者主动放弃对因治疗后，仅仅采取针对症状的治疗，目的并不是治愈疾病，仅仅是缓解疾病，减轻病人的痛苦。也就是说，治疗的目的更多地在于安慰病人。比如，对于失去治愈机会的晚期肝癌病人，通过腹腔内注射抗癌化疗药物缓解腹水减轻病人的痛苦，就属于姑息治疗。与姑息治疗不同的是，给发生癌痛的晚期癌症病人使用吗啡等可成瘾的止痛药，让病人获得舒服一些，则属于临终关怀范畴，是更典型的安慰性治疗。
“没有医学的年代”，没有“治愈”如果单纯就药物治疗来说，我们可以以1900年为界限，将人类医学发展的历史分成两个阶段。
在之前，“没有医学的年代”，人类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治愈疾病的对因治疗药物，除了奎宁。
不仅如此，甚至连可以真正有效缓解症状的药物也没有，除了吗啡和阿司匹林。
而且，尽管阿司匹林于1898年上市，但真正地进入临床使用也已经跨入20世纪。
也就是说，1900年之前，那个“没有医学的年代”，人类对于疾病，不仅没有治愈，也几乎没有有效的缓解，所谓医学有的仅仅是心理的安慰——或者说是忽悠。
“青、链霉素”之后，医学才敢于说能够治愈疾病1997年第五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上，WHO强调对人类健康和寿命造成最大威胁的疾病已经从感染性疾病转变成以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也就是说，在进入21世纪之前，感染性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一直是影响人类健康和寿命的主要威胁。
在进入20世纪之前的数千年历史上，人类平均预期寿命之所以长期徘徊在35岁以下，主要是由于人类对感染性疾病几乎完全无能为力，导致大多数婴幼儿、儿童的死亡。
要知道，一个1岁婴儿的死亡，需要另外两个人分别活到35和70岁才能将平均寿命拉平到35岁。
有些人，即使闯过了婴幼儿和儿童时期传染性疾病的层层鬼门关，侥幸活到青壮年时期，也可能因为身上长一个“疖子”（毛囊炎）或者偶然的一次小的外伤而发展成皮肤脓肿，进而发生败血病而丧生——这也是古代很多人背上长一个“疮”就会一命呜呼的原因。
不要说古代，即使到了1930年代，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尽管自己身为外科医生，却也因为手指的一次偶然的外伤，没有有效抗菌药（当时青霉素还没有量产和进入临床使用，世界上唯一有效的抗菌药是磺胺）而发展成败血病而去世。
在1900年之前，全球范围内可以治愈传染或感染性疾病的唯一药物只有奎宁，也叫金鸡纳霜，也仅可以治愈疟疾。
即使是对症治疗药物，真正有效的也仅有吗啡和阿司匹林。
世界上第一个可以治愈细菌感染的有效药物要等到1930年代的百浪多息的出现，以及1940年代确定百浪多息活性成分的磺胺类抗菌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