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_ 清代科举考试试卷
- 基层教官的权力
比如“新生册费”就是教官们非常重要的一笔收入。每当童生考中秀才的时候，需要教谕、训导这些官员给他们在“履历”上盖章子。可这个章子不是白盖的，新生必须要向教官们送上一份“心意”，才能够得到官方的承认，如若不然，教官一句话就可以将来之不易的秀才身份剥夺，多年的寒窗苦读就化为飞灰。
光绪年间，湖北武昌有一田姓秀才，因为家中富有，所以在盖章时遭到教官的刁难，索要数百两银子的“意思”。可田家虽有钱却也不是冤大头，于是借口等到田秀才入学之后再给。教官知道此时推脱，就是不给银子，于是返回县学向朝廷派来的学政告状，说田秀才是靠舞弊才考取得功名。偏听偏信之下，田秀才被革除功名，从县学轰了出去，田家虽然家大业大，却因不愿贿赂教官，断绝了晚辈的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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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清朝科举考试的“号房”
清代笔记《瓜棚闲谈》的作者曾肇堃，在上任做了叙永厅（今四川叙永、古蔺等县地）训导之后有这样一段自述：“于是一介穷儒，乃得大成殿行走，管理红墙一带，统辖文武生员之职权。几生修道，岂偶然哉”。这段话不仅透露出高氏的得意，也表明了教官手中掌握着对该地区“文武生员”的生*大权。
所谓大成殿就是各地孔庙的主殿，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在此处行走就是代圣人教授门徒，这就表明了教官之辈官职虽小，却清贵无比，并且掌管该地的教育事业，虽然不如知县、县丞等人威风，却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
上图_ 西方出版物中记录的装运食物等用品的中国箱篮，也是带入科场的考篮的常见形制
光绪年间陕西省潼关厅的训导张晨岚，曾就自己的教官生涯作了一首《得字歌》：
一品官前坐得，两回丁祭办得。
三年考试盼得，四等秀才打得。
五品升衔加得，六旬太太苦得。
七品县印代得，八条卧碑记得。
九两斋夫扣得，十分将就算得。
这又可以与曾氏所说教官职权互为补充，“一品官前坐得”是说教官清贵；“两回丁祭办得”，则是指各地每年要在农历二月、八月两个月的第一个丁日祭祀孔子，其中花销可以落下一些，而且祭品的整只牛、羊、猪也归教官分配。
“四等秀才打得”，是因为秀才每三年要参加两次县里的岁考，用以检查功课是否扎实。考试中，评为一二三等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四等的秀才家麻烦了，轻则被当众叱责，重则被各处功名，因此这其中不愿被革除功名的秀才和掌握生*大权的教官，自然又有文章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