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考者几乎没有一个问题回答完全、圆满，往往嗫嚅一阵，最后还是说不知道。（农健/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10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招考科研人员工作纪事》）
我参加的另一场论文答辩，使我至今想起来都感觉心情复杂。我自己也感到我的提问像连珠炮，一个接一个，有些咄咄逼人。
自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被批准组建，1978年夏历史研究所宣布恢复处室建制，本所业务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这时，所里面临研究人才短缺的问题。十年动乱，人事编制、人才培养都基本冻结。只在1968年分配来几名大学生，但他们除留下一人外，其余的很快都走了。直到1976年，又分配来四五名工农兵学员。而在从1966年以来十有余年，自然减员和因解决夫妇两地分居问题而调走的人员，又不在少数。这就出现几近一代人的缺口和中青年研究人员（即调走者年龄层人员）的一些缺口。以小见大，历史研究所如此，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界并无二致。这是缺人才的一面。
另一方面，社会上又积累了一批愿意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在知识青年中，在临时工中，在他们供职但不甚满意的工作单位中，都有这样的人才。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已经可以通过考大学、考研究生的途径改变命运，但年龄和文化程度不适合参加此两考者仍需要另辟通道吸纳他们。197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广开才路，拟在全国公开招考研究人员，以充实本院和地方社会科学院的科研队伍，得到党和国家*批准，当即登报公示，留下准备应考的时间，于是有1980年组织进行招考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活动。这是适合需要、大得人心的。招聘改为招考，促进竞争性、透明性、公平性，是合理的进步的改变。
报考还比较踊跃。报考研究员、副研究员者602人，报考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者3757人。年龄没有苛刻规定，可见目的只在于得人。考试方法有二：
考正、副研究员要提交论文，进行答辩；考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实习员者参加笔试。我不了解笔试情况，出题、监考、阅卷等工作我都不沾边。我只参加过几场明清史系统的论文答辩会，体会到招考的美好作用，能出珠玉于木椟，拔英豪于众人，使才俊之士不致埋没。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愿为此道奋斗且有此艺能者，莫若使他们自呈其身，招考自然是达到目的的适当方法。隔若干年举行一次是有益的。
据我所知，取录而可称为史学人才的，颇有其人。
袁行云先生，1928年生，江苏武进人，报考时已年过半百。因长期在新闻、出版、教育单位供职，业余做过大量文献学和史学方面的工作，酷嗜版本、目录、考据之学，是一位学识丰厚的学者。此次通过文献学论文答辩，录取为本所副研究员。1983年他出版史学专著《许瀚年谱》，1985年出版古籍整理作品《攀古小庐全集》，几年间还陆续发表有价值的论文《谢启昆《〈西魏书〉为胡虔代撰考》《梁章钜著述多非自撰》《吴荣光著述的代撰者》《唐以来诗文中所见敦煌述略》《新发现的吴敬梓佚文》等等，得到学术界重视，并引起日本学者关注。袁先生为学继承和发扬传统，重视考证，重视发掘新材料，研究新问题，追求有所发现、发明，得到新结论。其最后完成的大著作，名《清人诗集叙录》。作者倾注心血于此书达三十余年，阅清人诗集四千余种，每种撰叙录一篇，成稿一千五百余篇，总字数二百万。叙录每篇系诗集作者小传，中心内容“以证明史事提供资料为主。凡诗中山川、名迹、政治、经济、学术、文化、民俗等史料线索悉举其要，尤重于中外关系、少数民族、小说戏曲等资料掇拾。”“略及清诗源流派别及作者评价，评语采辑成说，间出己意。”（《清人诗集叙录》，《凡例》）诚如《清人诗集叙录》的《出版说明》所说，《清人诗集叙录》实在称得上是一种清人诗集总目提要。由于作者是历史学家，又着眼于以证明史事、提供资料为主，故对史学研究尤具参考价值。我自己研究柳敬亭、苏昆生的生平和艺术，就从中得到不少资料或线索。不幸的是，袁先生在历史研究所的专业研究，只持续了八年，刚到花甲，就因病去世，令人痛惜。（编者注：袁行云先生已于1988年去世）
袁行云（资料图/图）
胡珠生先生，1927年生，浙江永嘉人，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他从业道路曲折，曾任工厂铸工车间工艺员，长期游离于学术机构门外，治学条件极为困难。珠生先生在逆境中搏击，始终不忘所学，锲而不舍，执著地追求史学研究大目标。后来他到温州市文物处工作，基本上实现了长期心愿。198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公开招考，通过答辩，其研究能力得到肯定，录取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未赴。珠生先生为学，崇尚逻辑思维，重视考证、驳议，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但明辨是非，不固执己见，敢于破立，以此多探骊得珠，成果丰硕。其主要著作已出版的有《清代洪门史》《温州近代史》《胡珠生集》（精选论文65篇逾60万字）三种，其《温州古代史》一种仍在撰述中。他热爱故乡，历来重视乡邦文献，以发扬光大地方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历年来他编辑校点《陈虬集》《宋恕集》《孙锵鸣集》《东瓯三先生集补编》，校注《（弘治）温州府志》，点校陈怀《清史两种》等，都陆续出版。2001年7月，珠生先生将满74岁，还应家乡需要，出任《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兼编辑部主编，掌握学术工作大权。他受命以后，兢兢业业，夙兴夜寐，与同事诸先生一道辛勤工作，躬亲选题、组织、审读、编辑、校点各役，历时七八年，《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任务大功告成。《温州文献丛书》共收温州里老乡贤著作并有关乡邦故实文献四辑四十种（其中有书数种合而为一种者，有零篇散页集腋成裘者，若依入选文献的原始形态统计，其种数当远不止此）。工作做得很出色，我读过其中若干种，觉得编、校、注、点质量上乘。这是温州地区文献的最新结集，具有历史意义，也是珠生先生一项卓越的学术业绩。温州经济的发展和家乡人民的信任，促进了他在学术上的腾飞。（编者注：胡珠生先生已在2014年去世。据温州学者卢礼阳见告，胡珠生先生生前曾告诉他，当年浙江社科院以超龄为由，未录取他。）
胡珠生（资料图/图）
王纲先生，1932年生，土家族，四川人。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中学任教。但他心存高远，并对自己的功力具有强烈的自信，业余孜孜不倦，坚持史学研究。他选定的项目，是四川人喜爱的课题：张献忠及其大西军史。他勤跑图书馆，读了大量有关的史籍和方志，摘抄许多资料，辑为张献忠史料选编，经过研究，撰成《张献忠大西军史》文稿。王纲先生为学，是从读书、从积累点点滴滴材料入手的，因此他非常重视记载，重视史实，资料丰富是他的著作的一大特色。但他不是堆砌材料，而是对材料进行分析，从材料中挖掘和提炼出历史的信息，以构筑和概括出对历史的认识。1980年他通过公开招考的答辩，被录取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此他更加如鱼得水，奋发图强，撰成并出版《明末农民军名号考录》（1984年）、《张献忠大西军史》（1987年，加工原有成稿付印）、《清代四川史》（1991年），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清代四川史》是王纲先生的代表作。全书分为30章213节，总字数逾110万言，内容十分全面、广泛、细致、周详，举凡清代四川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社会等诸多方面发展情况，无不备具、涉及。对历史问题的分析，一般都比较准确、深入，有的可说很精辟，例如总结四川抗清战争的严重教训、顺康雍乾治蜀方针的章节等等。关于经济、文化的章节，有的也写得很精彩。读书很多，充分利用了《清实录》，还从大量其它史籍中挖掘了很多史料，因此全书显得十分厚实可靠。《清代四川史》是同类地方史中的优秀著作之一。王纲先生还是著名书法家，行书刚劲、优美、自然，有笔扫千军之势。大量时间投入书法，明显制约了他的史学研究工作进一步发展（当然，推出了许多出色的书法作品）。（编者注：王纲先生已于2013年去世）
袁行云、胡珠生、王纲等各位先生的成就说明，取录他们进入研究机构，是此次公开招考成功的表现。
我参加过几场明清史范围的答辩。第一场就是胡珠生先生的答辩。答辩委员会由五人组成，按年龄说依次为王竹楼、王戎笙、周远廉、何龄修、郭松义，王戎笙先生为主席。我对珠生先生并不完全陌生，虽不相识，但我读过他在《历史学》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在思想上产生共鸣。看他填写的报考表格资料，发现他与我先后同学，他是我的学长、师兄。在一般情况下，他应是我的考官。他的道路曲折、坎坷。造化捉弄人，我们的位置颠倒了。我心里感到一种不安。他提交的论文，是发表在《历史学》上的《天地会起源初探》，答辩会进行正常、顺利，该文以郑成功为天地会实际创始人的论点遭到一些驳诘。不过珠生先生的水平是客观的。答辩委员会通过将他录取，后确定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但他最终未赴，留在温州市文物处。他在答辩中也受到启发，据他自己说，王竹楼先生（珠生先生误为王毓铨先生）提醒他改变思路，不要拘泥于郑成功创立天地会成说。此一点拨，解脱了坚持成说对珠生先生研究思维的束缚，使山重水复疑无路，变成柳暗花明又一村，推动他此后对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朝正确解决的方向前进，终于完成《清代洪门史》的创作，建立起不容否认的科学功绩。
另有一次考试，我不记得报考者报考何职称，似乎不是副研究员，因为他没有提交论文，也没有举行答辩，可能是助理研究员，但其年龄等等似乎又不应再报考中级职称。总之我记不清了。考试的方法不是笔试，是口试。由谢国桢先生任主试，刘重日先生和我陪坐。谢国老好像早有准备，问了颇多问题，涉及历史人物、事件、典籍，主要的范围是南明，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发问。报考者几乎没有一个问题回答完全、圆满，往往嗫嚅一阵，最后还是说不知道。谢国老极为不满，说：这些都是常识，怎么能全不知道？报考者应有些家学传统，因此显得更难堪。刘重日先生和我始终一言未发，不想使气氛变得更紧张。口试结束，我向谢国老表示了一点疑问，我说：谢老，您提的问题，有的确是常识，但有的问题已经很专业了，如六狂生和华夏《过宜言》的问题，不重点注意，一般明清史研究人员很难了解这么细，不好说这些都是常识，您觉得是吗？谢国老想了片刻，连说：还是常识，还是常识。我以为老年人难免固执，就不吭声了。口试后，取录与否，怎么取录，我都记不清了。不过这位先生后来到了一个地方社会科学机构工作；是否这次报考取录分配的，我说不清楚。
谢国桢（资料图/图）
我参加的另一场论文答辩，使我至今想起来都感觉心情复杂。报考的先生也是一位中学教师，业余治史。十分勤奋，颇著成绩。答辩委员会事先研究了情况。一位先生说，听说报考者对研究成果自我评价很高，有目无旁人的味道，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很难。由于我对报考人论文涉及的历史相对熟悉，便交给我任务说：“必须把他问倒。”我听了，觉得有预先算计应考者的味道，但又觉得并不违法，考试从来具有刁难的因素（如果能这么说的话）。我又觉得这个任务不难完成，首先是我处在优势地位，只有我问他，他不能问我；其次，史学涉及方面广泛，包罗万有，每个人在知识结构上都存在软肋，有精力照应不到的地方，重要的是发现这些弱点，追问下去，他必倒无疑。但是我抱定宗旨，问的问题不能刁钻古怪，必须合情合理。于是我研究他的论文，发现他对制度比较生疏，可能是他的论文的薄弱环节。我确信一件有效武器就可够用。
答辩按时进行一段时间后，我根据既定方针提问，先请报考人结合论文提及的清军军官职衔等情况，简述一下清朝的军制。这个问题立刻就暴露出，制度的探究是报考人一向所忽视的方面，因此不可能说清楚。在反复诘难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他对与论文相关的史籍的了解也不那么充分，于是我也提了些关于史料方面的问题。我自己也感到我的提问像连珠炮，一个接一个，有些咄咄逼人。当然，答辩委员会看到了他的研究功力和成绩，通过取录他入地方社会科学院。事后，监督和指导答辩的副所长熊德基先生，委婉地指出我提问的方式使答辩过于紧张、激烈。然而，令我深感意外的，是报考人谈的对参加答辩的体会。他甚至说，在地方上，他因自己取得了一点科研成绩，就沾沾自喜，“成为井底之蛙，到了北京，参加这次答辩，才知道天有多大。”这几句话给我一种很强的震撼，我清楚地感觉和毫不犹疑地承认他本质的谦虚，我甚至怀疑别人把他对科研成果表现出可能有些张扬的兴奋，误会成狂妄了。熊德基先生也充满感情地发表了一篇总结，肯定答辩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对报考人表示了热情的勉励和期许。从此，我和报考人成了朋友，互赠著作，通信贺年，问候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