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冬，吾球君在福州著名景点“三坊七巷”中，根据定位找到了这家 “严复翰墨馆”。
但它其实并不难找，因为占地足足有3000多平方米。这不禁让人感叹，在这样一个游客络绎不绝、寸土寸金的地方，居然还留了这么一块地方给了这样一位前辈。
相比较老乡林则徐，严复并不太为人所熟知。不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正是由他引入中国。1898年，严复迻译的英国学者赫胥黎《天演论》刊行，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
除此外，他还成功地翻译了亚丹·斯密的《原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
最早读到《天演论》译稿的，便有桐城派最后一位宗师吴汝纶。在《天演论》翻译过程中，严复便常与吴汝纶，以及钱塘夏曾佑相切磋。日后，吴汝纶还为此书写序。
让吴汝纶叹服的，一个是其中“人之争天而胜天”的思想，一个则是此书的文学价值。也就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严复首推“信、达、雅”为译事楷模。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1854年生人的严复，因父亲病逝早早放弃走科举“正途”，后求学福州船政学堂，以及赴英学习海军，1879年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让严复之文崇尚西学，不以桐城之学为根基，但是他与桐城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
除了与吴汝纶相往还，他还曾接受姚永概的盛情邀请，于1906年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而他的塾师金子善也正是桐城人士。
正是这些亲密关系，让严复吸取了桐城之文重视文法的特点，其文章深受桐城古文影响。
尽管译著介绍的多是西方思想和文学，但是他和林纾等人成功地运用古雅的文体翻译，使这些包涵着崭新思想的译著，能为旧式士大夫所接受。
《天演论》刊行后，连鲁迅也以诙谐的笔调为之称赞：“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子吴汝纶，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
某种意义上，正是严复、林纾以翻译之手段，继续恪守桐城家法，让桐城派在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时，有了继续前行的力气。
今天，严复翰墨馆尝试用卡通的形式，让严复在当下为更多年轻人所了解，和喜爱。
1912年，已是60岁的严复被当局聘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严复又聘请姚永概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其兄姚永朴为教授，桐城派又一次登上北大文科讲坛。
但这似乎是桐城派最后为数不多的辉煌了。1920年1月，当局通令将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一律改为语体文，同年4月又规定凡过去编的文言文教科书到1922年以后一律废止。此后，大中小学文言文教材逐步被白话文教材所代替，各种报刊更是争相使用白话文，以示跟上时代前进之脚步。
也正是1921年7月，从桐中走出来的朱光潜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白话作品《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
对深受桐城派文化影响的朱光潜来说，从文言到白话无疑是一种“脱胎换骨”。当年，他对钱玄同等人那种直接喊出“桐城谬种”这一无异于挖桐城人祖坟的偏激之言，愤慨异常，但作为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的现代青年，经过一番剧烈的内心冲突，终于“看出新文化运动是必需的”，并“放弃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学着写起白话来了”。
事实上，就连严复本人，在融入桐城义法之余，也有明显的口语化和白话化倾向。在他作品《论译才之难》中，“中土”“万万不能”“洋语”“乡谈”“语言”已近俗语。
就像宁波人在历史大转折时期，接受新鲜事物，创办了银行，从而*死了自己的看家本领——钱庄，使得他们又一次站立在历史舞台的中央。这种背叛其实是对自己生命的丰富和延伸。
如果我们能跳出“古今之争”，你就会发现，讲究务实以及经世致用的桐城派，其实是一直将变革当成了自己内在的主旋律。
它们并不迂腐，也并非泥古不化。不读懂这些，你就很难理解，像桐城这样一个文都，为什么会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为乡镇企业的排头兵（具体故事将在下期“吾球商业地理”呈现）。
更重要的是，当所有人都往前跑，甚至弃旧学如敝履之际，它们却在注重变革的同时，也不废传统。不管何时何地，内心总会藏着一份家国情怀。
这也是“严复翰墨馆”力推严复的缘起。他不仅有着高超的艺术素养，更在于其多年来一直救亡图存，并提出了救国梦、强国梦、兴国梦。在今天这样一个处于重要变革期的中国，仍有积极的意义。相应的，整个桐城派也应该被重新发现。
此外，桐城派还注重修身养性，以德服人。当下的桐城，正浓墨重彩地推出又一块文化——以六尺巷为代表的“礼让”文化。故事正和张英有关。他在处理家族与邻居争地纠纷时，没有以官压人，而是主动提出“让它三尺又何妨”，结果感动到了邻家，最后双方各让三尺，于是便有了这六尺巷。
六尺巷，位于安徽省桐城市的西南一隅，全长100米、宽2米，建成于清朝康熙年间。2019年2月22日上午，作为桐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桐城市六尺巷片区（含张府、吴府）恢复与修缮PPP项目开工。
还需要将桐城派重新请回来的原因是，它们有着鲜明的“义利观”，提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以德教为之本，礼教为之用”……
尽管这种高蹈的道义，往往陷大家于戴名世《钱神问对》中的尴尬局面，但是，面对着当下利益和社会阶层明显分化，人心浮躁，以及有着功利、金钱、美色等多种诱惑，它何尝又不是一种非常刚需的猛药？！
某种意义上，要想建设和谐、富强、文明的社会 ，桐城派不可不提。在今天，它不再是钱玄同等人眼里的“谬种”，换句话说，是“有种”。
不过，重新发现桐城的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桐城派之所以发展壮大，在于自身的“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在于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结果。
没有像曾国藩、严复、林纾，以及梅曾亮、管同等人的坚持与传承，桐城派也不会有往日的光芒。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用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桐城派，它不仅属于桐城人，更属于为之付出和坚守的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地方（比如今天的枞阳和铜陵）。
桐城，这个曾盛产桐油的桐子国，在今天依旧能为这个世界，持续提供光明。
此文为吾球商业地理《天下文都唯桐城》第五章，对桐城故事有兴趣，请关注本壹点号《天下文都唯桐城》此前相继推出的四篇文章。
采写 |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小说《媒体这个圈》、《无所适从的荷尔蒙》，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近年来相继推出《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海派再起》、《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以及《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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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都唯桐城》在创作中参考了：《桐城派士人的游幕生涯》，张秀玉，《安庆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清代桐城派文人治生研究》，张秀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丰碑还是谬种 桐城派的二百年沉浮》，师之app；《发扬桐城派”崇文重教”之传统》，方云龙，安庆文联；《鸦片战争前后桐城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嬗变及其原因分析》，康立厚；《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曾光光；《桐城文化浅说》，张泽国；《戴名世论》，张继禾；《姚莹：文武兼备、“皆堪大用”的一代奇才》，陈友冰；《略述《康輶纪行》的史料价值》，刘建丽，《西藏研究》2011年第2期；《康輶纪行校笺》，（清）姚莹撰、 刘建丽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7月版；《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董丛林，《历史研究》（京）2008年第3期；《吴汝纶与我家三代的书香师友情》，六尺巷文化；《吴汝纶与《天演论》——写在桐城中学建校110周年之际》，李国春；《论吴汝纶教育思想对桐城中学的影响》，刘惠 ，《江西师范大学》；《论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张玥; 《严复与姚永概》，张皖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刘梦溪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桐城古文学派小史》，魏际昌，河北教育出版社；《朱光潜学术人生的通达与执着》，钱念孙，《光明日报》……等文献/文章，及图片，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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