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著名学者严复翻译西方的《天演论》，出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赫氏此书前半部分讲达尔文的进化论，后半部分讲伦理学。
严复选译了此书的部分导言和前半部分。
在翻译中，他不完全照原文直译，而是有选择地意译，并在不少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是一种以译文为形式的借题发挥，阐述自己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办法。
严复的翻译，完全使用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在今天看来，这与阅读古书是一回事。所以，我们根据严复的译文进行讲解。
清代末年出版的严复译《天演论》。
严复译《天演论》时的照片，当时他44岁。
严复《天演论》的译本自序（以下严复原文用黑体字，其他的是我的解说）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
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
名学即现在所说的逻辑学，穆勒约翰，即约翰·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著有《逻辑体系》《论自由》，严复译作《穆勒名学》《群己权界论》。
理极，指理论的奥妙处，最深的理论。
这是说，要想了解别的国家的著作中的深刻道理，必须通晓几国语言文字才行，否则无法理解人家在说什么。反过来讲，要想搞好翻译，也必须懂得其中的道理，不是只懂外语就能成功的。
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
严复认为，穆勒这个说法，他开始时是不太相信的。通过翻译西方的著作，他才理解了这一说法，是不可动摇的至理。
这是因为人们撰写一部真正的学术著作，里面包含着自己对某一问题的深刻思考，尤其是古代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的思想义理，是他们耗费一生的精力所得出的结论。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又因为这些深奥的道理在义理层面是相通的，所以需要阅读不同语言文字写成的书，将它们互相比较，这样才能加深理解其中的丰富义理。
另外，还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情况，但在不同国家的学者的著作中，由于论述的角度不同，可能会有此书说得简单，而彼书说得深入的情况，因此把它们拿来比较着看，就能帮助人们加深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真正读懂中国的古书，也必须广泛阅读外国的学术著作，以此作为参照。
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怃之异矣。
这是说后人读古人的书，但没有从事过古人的学问，所以古人所论说的道理，后人在理解上，是与古人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的。即古人对所说的道理的理解是深切的、精到的，而后人对古人所说的道理，其理解则是肤浅的、粗疏的。
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假难明，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
再加上时代久远，古书在传钞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字句的错误，古今的读音也不一样，还有许多是假借字，也往往也分不清，还有不同时代的风俗也在变化，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看法也不一样。在读古书时既有这些情况，虽然历代学者不断注释疏解，但对于古人在书中所要阐述的道理，则变得更为隐晦了。所以说：现在的中国人要读懂古书，是非常难的。
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虽然如此，古人在书中所寄托的道理，却一直不会变，如果所说的道理真的精妙，所说的事情真的可信，则年代的久远和风俗的差异，都无法隔断它。所以古人所说的道理，没在此处传承，就在彼处（西方著作中）可见，虽然相互之间并没有交流，但所说的道理却是相通相合的。研究道理的人，用在彼处获得的道理反过来考证中国古人所说的道理，就会变得非常清楚明白，让人如梦初醒。这种收获让人感到亲切有味，比那些只知道死读书、死背书的呆子们，这种用西学反证中国古代学术的方法，其效果真是远远超过一万倍。这真是学习研究外国语言文字所能获得的最高快乐。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
现在的中国，对于孔子提倡的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已经视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尊之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了。而孔子对于这六艺，以《周易》《春秋》为最严谨。司马迁说：『《周易》根据隐晦的事物说出明显的道理，《春秋》从显著的现象推出隐晦的道理。』这是天下最为精到的说法。
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
原来我认为所谓的『根据隐晦的事物说出明显的道理』，是指《周易》用来观察物象而系上卦辞爻辞，让人们据以判定事物变化的吉凶而已。所谓的『从显著的现象推出隐晦的道理』，是指孔子在《春秋》里对人们的行为之善恶进行褒贬而已。
等到我在英国学习与阅读了西方学者的逻辑学，才知道他们在研究自然事物之科学时，有两种方法，一是内籀术，一是外籀术。前者是逻辑学中的归纳，后者是逻辑学中的演绎。
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所谓的内籀（归纳），是观察事物的详细具体情况，从而了解全部事物的普遍情况，这是根据细微情况而对整体情况加以会通的方法。所谓的外籀（演绎），是根据公理（定理、规律）来判断更多的事物，这是设下定理来判断未知的方法。知道了这两种方法，我不由得推卷而起，感叹地说：
有这种方法吗？这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周易》《春秋》的学术方法啊。司马迁所说的『根据隐晦的事物看出明显的道理』，就是西方人说的外籀法。司马迁所说的『从明显的事物推出隐晦的道理』，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内籀法。他的话是那样清楚而明白，让人顿开茅塞。这两种方法，是穷究事物根本道理的最重要途径。可是后人却不知道广泛地加以应用，不去用这种方法去研究具体事物，也没有继续深入研究这两种方法而已。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的兴盛远远超过古代，他们获得的各种名理、公例（规律、定理），都能让人获得最正确的认识，不可置疑。但我们中国古人提出的方法，往往早于西方人，这不是牵强附会的抬高自己。我要举出最明显的例子，来向天下人求证。
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奈端即牛顿，动之例三，指力学三定律），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
西方学术中最为切实而有用的学问，有四种：逻辑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用这四种学术可以解释复杂的各种事物之变化。而我们中国的《周易》是以逻辑学和数学为经，而以化学和物理学为纬的，合起来就称为《周易》。自然界内，物体与运动相互任用，没有物体，就无法看到运动的变化，没有运动，就无法看出物体的变化。
而在《周易》中，凡是运动，都是乾，凡是物体，都是坤。牛顿的力学三定律，其一是说静者不自己动，动者不自己停止，而且运动的线路必是直的，速度必是均匀的。这个定律真是旷古以来的发现。自从他的这个定律发现之后，天文学就获得了根本性的发展，这都是人类事务最有利的工具。而《周易》里则说：『乾的静是专一的，乾的动是直线的。』见《周易·系辞》：『天静时专一不乱，动时刚正不差。』
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着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
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指牛顿力学第三定律），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
之后二百年，英国学者斯宾塞尔提出天演说，认为事物的变化都是天然的自然进化，无论是天、地、人，无不如此。这也是近代最有名的学说。
他为『天演』下定义说：聚则合为物质，散则形成运动，事物在开始时都是简单的，发展到最后，就都是混杂和复杂的。而《周易》里说：『坤的静是聚合的，动是发散的。』即《系辞》里说的：『大地静则凝闭，动则万物生长。』
西方还有全力不增减的定律，即能量守恒定律，而《周易》则有『自强不息』的说法，在西方之前。西方有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但方向相反。此即凡动必复之说，也就是《周易》里的『消息』之义：《周易》的丰卦里说：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意思是说天地有盈与虚的变化，实质上就是阴阳消息变化所引起的。古人说的消息，消指生，息指止。与现代所说的消息，意思不一样。
而《周易》里的『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是说易（变化）不可见（不存在）了，乾坤就几乎完全停止了。这与西方人的热力平均说意思相近。热力平均说，即德国克劳修斯提出来的热寂说，即热力若完全消失，则天地就随之毁灭。
这些中国古代与西方现代的说法，难道都是巧合吗？
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而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婚也哉。
即使如此，我也不能说西方的发明，都是我们中国以前就已有的，更不能说西方学术的这些发明，都来自于东方，因为这是不合乎事实的，如果这样说，那只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古人创始的很多思想与道理，后人都不能继承与发展，古人提出了大致的说法，而后人不能深入研究而使之专精，这仍然是不学无术的没有开化的人而已。爷爷再圣明，也救不了子孙的愚昧。
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
总之，古书的难读，以中国的古书为最。二千年来，读书人只知靠读书来谋求利禄，抱残守缺，没有独辟的思想。所以生在今天的人就转向西方的学术，通过学习和了解西方的学术，反过来了解了中国古代的思想。这种事情，只能与深知其味的人说，很难与对此完全无知的人说。
中国与西方相互交往以来，读书人都知道闭塞与鄙陋是一种耻辱了。要想学习西方学术，方法与途径也越来越多。但是却有一两个大人物，以傲慢的态度说西方的长处只在于形而下的技术方面，他们所追求的，都不过是各种功利而已。
这不过是只凭自己的臆想提出的看法，没有考察事实。讨论国事，考察敌人的情况，自我反省，断不能抱有这种想法。
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迻译。有以多符空言而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光绪丙申（1896）重九严复序
赫胥黎的这部书（指所翻译的《天演论》），其主旨本来是对斯宾塞的学说进行补救。因为斯宾塞只相信天然的进化与变化，所以人要听任自然的发展变化，而赫胥黎认为还要强调人力的重要性，这是他与斯宾塞的不同之外。而赫氏的看法，与我们中国古人的看法甚为相合。而且这种看法对于中国在近代的自强保种问题（变贫弱为富强，保持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不被列强所消灭），也颇有参考价值。
夏季天长，就翻译了他的这部书。如果有人认为这只是些空谈而对实际政治无所裨益，那我也是置之不顾了。光绪二十二年严复序。
把严复这篇序细读完后，觉得有两点值得说一下。一是近代以来中国多次出现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热潮，但都不能持续下来，使国人及国学从中受到真正的益处，而往往成了过眼烟花，一时热闹而已。这就是因为人们不能如严复所说的那样，认真结合中国古书中的道理来思考问题，西学一热，就妄自菲薄中国古学，不知二者可以互通，都是用来思考各种问题的有益养料。
另一种情况，是熟悉外语的人不一定熟悉西方学术，熟悉西方学术的人不一定熟悉中国古代学术，对阅读中国古书还不能具有自如的能力。所以严复一再说读古书难，读中国古书更难。这种情况，也导致了中国人不能贯通中西古今的学术，只成了偏于一隅的井蛙。所以既不能理解中国古人的精妙思想，也不能掌握西方学术的精华内容。不中不西，不今不古，三不成四不就，所以在思考处理中国的种种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肤浅空洞。
二是细读中国古书，不要忽视近代以来学者用古代文言文撰写的文章与著作，此类文章与著作并不少，也离现代中国人不远，但大多数中国人现在已觉得这类文章与著作，似乎是过时了，其实他还不能真正读懂它们。所以近代以来有志之士思考中国问题的许多精妙见解，就如石沉大海，无人问津了。
如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其中还有很多是严复在翻译时的想法与见解，他都一并写在这些译著中了。而我们也没有对它们予以足够的重视。且严复写文章，喜欢用古代汉语，这是他在科举上没有取得功名的一种报复。但这样写成的文章与著作，却让不少中国人读起来感到生涩难懂，所以我们说要细读古书，也应包括近代严复等人的文章与书籍。
此类人物在近代颇为多见，他们的著作与文章也不在少数，我们不要才过了一百年就忘了他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阅读古书的问题上，也是这样。要想不忘记过去，就要努力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不要把阅读古书理解为背几首唐诗宋词那样浅薄。
严复译《天演论》正文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