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天演：进化的易学大模型
“进化论”之于中国，始于严复译《天演论》。
1896年严复决定翻译赫胥黎的EvolutionandEthics。“EvolutionandEthics”，今译为“进化与伦理”，严复将它翻译为“天演论”，表明了他对“进化论”的理解与选择。
他先在自办的《国闻报》上连载译文，直到1898年夏季，桐城派学宗吴汝纶，读完《天演论》译稿，激赏之后，慨然为其作序，评价说，该译因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之说，引以立言，其义富，其辞危。
严复的进化论，起了个中国特色的“天人关系”的话头，当可视为其本人“究天人之际”的深思，与太史公以来两千年传统有所不同的是，他破了天荒，以西学开头，不以三教合一，而以中西会通，开了个“究天人之际”的头，且认为，赫胥黎这本书，其旨原在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
何出此言？须知斯宾塞持社会进化论，严复说他“任天为治”，忽略了人，还认为他的这种主张，与中国道家的黄老思想及庄子的主张有相似之处，都在强调顺应自然。
但是，严复却不赞同这种顺应自然，若仅以“物竞”，专事“天择”，何需“人治”？
关于“天行人治”，严复认为是“相毁而不相成”，这就又与中国道家的“顺应”说不合了，西方人的想法是“对着干”，要反天而行之，因为天行者以“物竞”为功，而人治则以使“物不竞”为目的，“竞”与“不竞”，天人相分。
如此思想，中国也有，两千年前，荀子曰“化性起伪”，“伪”者，人为也，以为“人定胜天”，故以礼法并用，使人“不竞”，可荀子此说，严复并未提及，可见其“会通”有失。
本来，中西会通，无需全通，通个主流而已，或曰“天演”何通？答曰，通黄老，通老庄。严复认为，天演之学说滥觞于周秦之间，老庄学者所主张的“明自然”，自然者，乃天演之原。
然其之于老庄，信手拈来，一笔带过，其全力以赴者，乃通《周易》。
何以《周易》？因《易》“始以乾坤而终于既济未济”的算法模型，《系辞》曰“大衍之数五十”，“大”即“天”，“衍”为“演”，“大衍”，就是“天演”，正所谓“演天地之数也”。
中国传统《易》学，学者无数，研究成果甚多，但究其大体，可划分者，无非汉学、宋学两端。从严复起，始纳西学入《易》，其读《易》、解《易》，既非以汉儒经学，亦非以宋儒理学，而是以先秦诸子会通近代科学，以名学通逻辑，以易学通进化。
或问，何以严子不言“进化”而曰“天演”？
“进化”与“天演”，二者异名，且各有其背景。“进化”，乃针对耶教而言，以之取代创世说，证明“上帝死了”。而中国，则尊儒教，行天道，以其无上帝，故曰“天演”，中西会通，《易》通“进化”，改以“天演”，最为得体，没有那个对待性的“上帝”必须取代，“进化”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没有必要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那样高举“进化论”的大旗。
然其“天演”载体，何以不取老庄“道法自然”的“天而不人”，而取“天人之道”的《易》为之原？盖因“道法自然”与斯宾塞所言“甚合”，带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肃*之气，而这也正是他在斯宾塞与赫胥黎之间选译赫胥黎的原因，赫氏《进化与伦理》所言，非“任天之治”，乃“天人之道”，何以见得？曰“进化”为“天”也，“伦理”为“人”也，综言之曰“天人之道”，故来与《易》会通。
严子自序，述“天演”之旨，将《易》与《春秋》与西人名学相会通。特别将《易》学重点提出，与西学之“名、数、质、力四者之学”相对比，认为《易》以“名、数”为经，以“质、力”为纬，合此经、纬以名之曰“易”。
严复所说的西学之“名、数”，就是我们已知的逻辑与数学，《易》以象数推演对应，以此观《易》，其推理与算法，当可视为基于贞卜数据用以卜天算命的“究天人之际”的大模型。
而“质、力”一说，相当于物理学，严子曰“大宇之内，质、力相推”，与《易》通，“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
如此说来，其文化自信之昂昂然，已溢于言表。
会通：思想者的对话与翻译
严子不但以科学入《易》，与《易》会通，而且以为“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因为，科学兴起，不过近二百年事，而其中的科学思想，有许多，在两千年前的中国的先秦诸子那里就有了，但是需要指出，此中科学思想上的中西会通，与“西学中源”的判断是不同的，严子对此保持了高度警惕，他强调要谨防把所有西学上的发明创造都认定来源于中国的思维，认为这是一种“自蔽之说”。
今读《天演论》，当从书名读起，原作《进化与伦理》，严译为《天演论》，“天演”者何？乃以《易》演“天人之道”，君不见，翻开《周易》第一篇——首卦“乾”，观其所言，岂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乎？“天行健”乃“进化”也，而“君子自强不息”，岂非“伦理”？以此而知书名缘起《周易》。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严复之于《进化与伦理》，何以仅译“进化”而略去“伦理”？对此一问，回应者众，我们认为，此解不难，但要从“中西会通”上来解，使“天演”通往《易》学，到“天人之道”上来，求得“人道”——“伦理”解。
然而，恰在“人道”上，严子与赫胥黎分手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故严子有所取，有所不取，有所译，有所不译。
其“道同”者在“进化”，不同者就在“伦理”。
故以“天演”言，必得言“伦理”，此严子认同于赫氏者，然就“伦理”本身而言，则未必要言赫氏“伦理”，《易》与天地准，已自有其伦理精神，然与赫氏有异，赫氏之人道，乃天人相分，《易》则反之，以天地立范，以乾坤开局，趋于天人合一。
赫氏原作，持天人二分，使“进化”止于宇宙过程，表现为自然进化，而非文明进程，故不涉及“伦理”，却使之对立，以为人道高于天道，人治胜过天治，伦理过程超越宇宙过程，这样，就使得文明的进程，从“适者生存”转向了“善者生存”。
赫氏的伦理学鸡汤，虽然满足了西方人文主义的胃口和启蒙思想的品味，却不合中国传统天道观的味蕾，因为在中国，天道与人道统一，即天人合一，而非对立。
况且，晚清中国，面临瓜分，尤其甲午战后，北洋水师覆灭，一众留英同学，多已赴难，他椎心泣血呀！恨不得灵魂出窍，用灵魂去战斗！以此，发出时代最强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唤醒中国人民，投身到“天演”之中，自觉于保国保种。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严子何以不译赫氏伦理学的原因了。须知严子之译，不同于今日所谓“翻译”，今日之“翻译”，乃以介绍为主，务尽原作，求其原汁原味，而严译则以交流为主，作为思想者，来与原作对话，以原作起个话头，作为交流载体，借以发述己意，因此，我们读其译作，如见两位思想者——译者和作者，经过一番交谈后，达成共识，故此译著，除了基于原作，还出于共识，这是思想家而非翻译家的翻译，严译之后，已成绝笔。
观严子译事，纯以思想者行之，而成其人类性的思想大业——运载三百年来的中西会通，为新的世界理性奠基。
故其所译，皆为思想家著作，又因其留学英伦，故其译著多为英国思想家作品，后世译者，谁有其心力与脑力？
其以“信达雅”为译界标的，后来者，仅拾其牙慧而追随之，然，终不达也，何也？盖因不知其为思想者译事。
若非思想者，那“信达雅”便无从谈起，“信”乃求真，“达”者会通，“雅”则趋于美也，合此三者，自成一新文明样式，以此来看，那“信达雅”啊，岂不就是思想的人格范式？
而通常“翻译”，无非直译，或意译，难免受限于原作，受制于学域，或被应用所驱使，其于“信达雅”者，可望，不可即，因其风采，非仅由字面求之，而当以思想达之，故其理想之境界，或如孔子与苏格拉底对话，虽然中西有别，且言语迥异，却能达成共识，此乃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信念矣。
观严子译体，其所译者，如斯宾塞、赫胥黎等，皆为对话式，其译《天演论》，凡所译者，均以共识，以此之故，其于赫胥黎之《伦理学》，因赫氏主张“天人相分”，与其所据“天人合一”之易道异趣，故被“天演”略去，其译著，半作，半译，尤以“复案”对话原作，达成“天演”共识，无共识，则不译。
其译体，融文人之雅与学人之信、哲人之达为一，用古文笔法，成古雅文式，以古道达之，故吴汝纶序曰，“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认为严子译文，高于赫胥黎原作，赫氏之思，因严子之译而“益明”。
吴汝纶将严译的价值，放在中国文学史的天平上来称，先以传世为标准，将中国历代之文，分为三等，上者“道胜而文至”，严译取乎上，因而效法六艺，不但以《易》通“进化”，而为《天演论》，且以古文义法通晚周诸子，而与汉唐争先。
故吴氏喟然而叹曰：要文如严子，方可与言翻译。赫氏之书，经由严子之译，便可与“晚周诸子相上下”。
吴氏以古文学者高举翻译大旗，其欲以译书，来会通中西，缔造新汉语。谁能膺此巨任？他放眼望去，碌碌众士，溺于时文，竞于公牍，举国文艺式微，一片“文不足”的茫然，此刻，惟有严子，独立于大雄峰上——究天人之际，以其文化个体性开始了一个人的文艺复兴，一展其思想者的天日之表，译书人的龙凤之姿。
严子以此，而成译界之巨作，而为思想之巨人。
严译开山时，日译已兴，席卷汉文化圈，势喷如雷奔，气吞若卷云，俨然君临中天的架势，连梁启超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忘乎所以，且不知其所以然，独严子不动，立定古今北斗，把握中西南辰，扶摇而上，“举头天外望”，哈哈，区区日译，不过尔尔，因而自信满满，其以一人敌一国——“无我这般人”！
独译：在新汉语的天下里
当严译“天演”时，日译赫胥黎著作，已有多种，陈力卫在《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一书中，言及“天演”与“进化”时，就一一列举过，还将“严复译词”与“日本译词”作对比，将严译《天演论》与井上哲次郎编《哲学字汇》对照，作译词对照表，据表所见，译词相同者惟有“进化”。
有人统计过，定稿本《天演论》中，有六处提到“进化”，难道严译“进化”是由日译转译而来？或者，直接就从《哲学字汇》里来？陈力卫指出，《哲学字汇》初版有关“进化”的日本译词已然完善，还说“在日本，进化论的引进要早于中国”。
那证据，便是1877年，明治十年，有一位美国人爱德华·莫斯来东京大学任教，讲授生物进化论，于是，“进化”一词，开始在日本出现，十年后，才被井上等人收入《哲学字汇》。
但他还是忘了一点，进化论之于中国，虽晚于日本，可严复接触进化论却与日本同时，因为，同样在那一年，美国人来到日本讲学，而严复则去了英国留学，在进化论的发源地，严子沉浸在风生水起的英伦进化论思潮中，吮吸着原汁原味的英伦思想家们的原作，这哪是吸食从美国思想转手的二手货所能比拟？
日本人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进化论，当然不入严子法眼，更何况严子开笔时，日本人的那些译作，尚未进入中国，又何来“影响”一说？况且，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见过有中国人通过日本人的译作接触西方，为了学习西方而去转译日本人的译作。
很显然，这跟日本人的做法完全不同，日本兰学中的西学，多由汉译转译而来，对此，日本人拿来就用，顺着唐化的文化惯性转入西化，连西化起初也是作为汉学的“本地垂迹”。
日本属于学习型文明，故其优点，在于学习。
然其之于西方，并非一下子“脱亚入欧”，而是被惯性引导，从中国开始，一边抄着中国作业，一边开始西化，所以，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日本后来居上，跑到中国前面去了。
从江户时代抄晚明的中西合璧，成其所谓“兰学”，到明治时期抄魏源的《海国图志》，抄出一个日本版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明治维新，还抄《英华字典》，抄江南翻译馆那一本又一本问世的译作，终于抄出了一个日式“文明开化”的成果。
但此“成果”，对于中国来说，却是灾难性的，因其结果——甲午之战，日胜清败，清失地赔款，丧失了国家的最后一点脸面——国格，不但国家地位颠覆，而且文明水位下降。
日本从此不再抄中国作业，而是将以往抄来的作业，包装成一个“和制汉语”的硕果，反过来，让东渡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游学者来移植，试图以“和制汉语”重构新汉语天下。
其时，中国志士，愤愤然，奔走于国难时，投身于救亡中，无暇深思，对于新崛起的“和制汉语”，目往神移，本当考据的，却采取“拿来主义”，需要“求是”的，却被当作“时务”，采取“便当”式处理，一举扭转文化复古运动，转向时尚主义。
“时务”之代表为梁启超，作为新文化的快枪手，他的枪口里，不时射出“和制汉语”的子弹，对准中国的弊端，他只管瞄准目标，却忘了检查子弹，如果他在发射之前，用考据学考一考子弹的来源，他就会发现，所谓“和制汉语”，原来多半是由中国新汉语出口转内销，“和制汉语”的大部分，其实都从“汉制”来。
时逢东洋译潮涌入，滔滔而来者，已然反客为主，一如中国制造出口，贴了个东洋牌子，转为内销，梁氏未考，便来使用，误入“和制汉语”彀中，而不自知，但他率先以新汉语“作新民”，却开了晚清以来一代“时务”新风，立了新文化头功。
对此译潮，能独立不移，昂然如鹤立，高蹈如凤舞者，惟有严子！中国，毕竟从来就是个原创型的文明，当有其原创性代表，在新汉语的天下里，需要巨人的时候，巨人就来了。
应时而来者，严复是也！严子从古文运动来，从中西会通来，从英国留学归来，一如孟子所谓的“圣之时者也”。
他一改从晚明到晚清的译事传统，不再与传教士合作，以一人提一笔，独往独来，一举扭转了从徐光启到徐寿二百年来翻译被动局面，以其文化个体性对译新世界，缔造新汉语。
他的中西会通，不再需要传教士作为中介，他的译作，也不参考传教士与明清士人合作的翻译，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他译《穆勒名学》时，居然对同译一书的傅兰雅的译本，置若罔闻，只字未提，由此可见，他开始了译界的转型，使译者主体性从传教士转向独立译人，将译作主导权从洋人转移到国士。
连传教士的二手货他都不以为然，来自日本的三手、四手翻译怎入其眼？他在与学生熊季廉信中，谈起当时译界情形，慨然道：吾不知张南皮辈率天下从事于东文究竟何所得也？
张南皮，指张之洞，东文，即日语，当时，张之洞执掌学政，推广新学，却偏要学日本，严复说他对一切新学，不求诸西而求于东，这当然是舍本逐末了，其结果，就是日本人如渡海之鲫，为“求食”而来，来上海卖他们的“新翻东文书”。
可严复一见这些“东文书”，充斥于市，就皱眉捏鼻，曰其“猥聚如粪壤”，看不得，也闻不得。然而，令他大跌眼镜的是，这些烂书，靠了媒体传播，“但立新名于报端，作数行告白”，半通不通，“在解与不解间”，就能大卖，如此“学界近况”，一堆“东文粪壤”，被他归咎到张之洞头上。
在与友人曹典球的通信中，他这样说道：翻译之事，从原本下手，已隔一尘，若一再转译，就会失真。对于“以华人而从东文求西学”，还以为“实胜西学”，他感到奇怪，认为这无异于“睹西子于图画”，而以画像取代真人，加以日本人大打广告，这就难免本末倒置。
广告流行，梁启超力挺，和制汉语大行于世，严子挺身而出，可见其欲以孤身一人而力挽狂澜。抗战早已开始，世人谁知？严子以一人敌一国，独立天壤，其难啊，可想而知！
更何况，严子能用于应战的文化，自汉唐以至于宋明，日本人已可谓应有尽有，且多拿来为己所用了——用在了“和制汉语”上，唯独先秦文化，“和制”尚难企及，严子争人所不争，以先秦争，不以汉唐以来争，划清了与“和制”的界限。
以此，严子独自开始了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以其独立之精神，独与先秦相往来。而梁启超却不以为然，他说，严译难以流行，就因为回归先秦，太务渊雅。他不知“渊雅”二字，何等宝贵！那是中华文明在轴心期里才有的原创性品格，严子投入渊雅，如古池落蛙，扑通一声——《天演论》问世，激荡千古焦虑。
严子如项羽，在东洋与西洋夹击的天下里，挽留了中国士人最后一点贵族品味，“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首诗，不但可以用在项羽头上，还可以用在面对“和制汉语”席卷而来、压顶而至的中国书生严复的头上。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刘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