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与巴尔扎克
《红与黑》与司汤达
司汤达大概是唯一一个在我的小标题中要让位于自己作品的作家了，原因之一固然是《红与黑》太过伟大，而另一层原因是因为司汤达这个人，他的文学意义要比他的文学地位高得多，所以要聊他，就得拿他的文学作品说事儿。
木心老先生的《文学回忆录》中介绍到《红与黑》的时候，是把《红楼梦》摆出来放在一起说的，这让我们中国人很好理解《红与黑》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文学地位。
《红与黑》这个书名的含义是有多种解释的，没有定论，最主流的理解方式是：红代表了法国拿破仑时期军服的颜色，黑代表了教会的黑色教袍。而男主角于连是一个拥有很大野心从底层阶级向上攀爬的年轻人，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恰恰是利用了这两种资源：军功与教会，即，红与黑。
坦白讲，我个人觉得这个阐释是准确的，但是并不全面。其实红与黑这种结构是创造了一个二元的状态，于连在整个故事中经常身处在一些二元的抉择下，比如爱情与背叛（对待德.瑞娜夫人）、进取与堕落（在特.拉穆尔侯爵家时的为人处世）、高傲与卑贱（对贵族阶级的鄙视和向往）、博爱与残忍（对待自己憎恶的父亲和最后对德.瑞娜夫人做的事儿）……这种状态不胜枚举。不仅如此，连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也是如此，王权与共和、贵族和其他阶级。所以红与黑这两个状态可以映射任意一种结构或是任意一种关系，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书名高明的地方——《红与黑》，它总结了一切，甚至可以说它代表着于连这个人心里的善与恶。
而让这部作品最永恒的地方，其实是这样一种关系：于连自己和除自己以外这个世界的一切。不要觉得这个解读有点太形而上，有点太玄幻*了，这个解读在我们聊完司汤达这个人的时候会提出更明确的证明。而于连这个人物形象被普遍评论认为是“是代表了每一个平凡的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红与黑》中看到“我们自己”和“除自己以外的其他”，这难道不够永恒吗？
下面说说司汤达。
司汤达
巴黎的红磨坊位于蒙马特高地脚下，红磨坊的不远处，在一座高架桥下有一处墓园，叫做蒙马特墓地。蒙马特墓地第98号墓碑上刻着“A. Henri Beyle——Milanese”的名字，翻译过来是“亨利-贝尔，米兰人”，这个听上去像是一个英超球员的墓碑下面，埋葬的就是司汤达。
司汤达之墓
司汤达墓碑墓志铭：爱过，写过，活过。
与绝大多数名著译文的作者介绍不同，茨威格的《三作家传》中有内容详实、态度鲜明的关于亨利-贝尔的介绍。我摘录一段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作为介绍司汤达的开篇语，“所幸今天亨利·贝尔累了，他还要等一天才自*，而在第二天早上，朋友们来了，他的心情顿时快活起来。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见桌子上有一张空白的账簿纸，上面写了一个标题：《于连》。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哦，司汤达答道，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朋友们都很兴奋，都鼓励这位过度忧伤的人打起精神来，于是他果真开始写这部作品了。这个标题被抹掉了，换上了一个后来成为不朽著作的标题《红与黑》。事实上，从那天起，他作为亨利·贝尔已告终结，另一个名字开始出现并流芳千古，那就是司汤达。”
是的，《红与黑》之前，亨利-贝尔就是一个出身于外省的庸常自卑的胖子，他靠着自己的表哥皮埃尔·达吕伯爵（拿破仑的红人），才在国防部谋上了一个文差，又靠着表哥一路在拿破仑的部队里升职到“军需官”这样重要的军职，然后跟着拿破仑南征北战的部队身后，负责在殖民区督办军粮。在有了地位和金钱之后，他才敢接近女人。他驻守过洛桑、米兰、不伦瑞克和维也纳……甚至远征过莫斯科，他就是那60万法军中3万幸返者之一。但在他的文稿作品里，对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着墨不多，因为在那寻常的外表之下，是一个喜欢与艺术为伍的灵魂。他喜欢艺术，他在米兰留恋于斯卡拉歌剧院，在维也纳甚至自己骑马一百里地去参加一个完全陌生人的葬礼，只为听一下莫扎特的《安魂曲》；但亨利-贝尔只是追求艺术，享乐于艺术，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创作的使命感，他曾经创作过几本著作，都是东拼西凑的作品，比如《意大利绘画史》，其实是摘自卡帕尼的作品，然后加一点名人轶事，这作品的成分跟我现在写的这篇文章毫无二致。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亨利-贝尔先生是个彻底的文青，狂热的追逐艺术，他有颗敏感细腻的可以感知到艺术甘美的心灵，同时他也喜欢写点读后感之类的文章，就跟大多数豆瓣的用户一样。直到，直到拿破仑倒台，他无法以军需官身份游历各国，无法探寻各种满足自身追求的艺术的时候，他只得停下来，而这时候他已经老了，而且更加肥胖了，更不能得到女人的青睐了，重要的是钱更少了，而时间却充裕得填不满了……为了消愁解闷，他只能自己创作才能继续与艺术为伍了，然后精彩的事情来了，就像茨威格文章中描述的那样，亨利-贝尔先生醒过来，看到稿纸上《于连》这个标题，问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司汤达答道，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从这句问话之后，这世界上不但有了《红与黑》，而且有了司汤达！
“司汤达四十三岁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与黑》（早年的《阿尔芒斯》略而不计），五十岁写《吕西安·娄凡》，五十四岁写第三部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三部长篇小说耗尽了他的文学才华，从主题来看，三部长篇小说只是一个主题，是同一个原始的基本生活经历的三个变种，即亨利·贝尔青年时代的精神历史。这个日渐衰老的人不让它在自己心中泯灭，而是想一再地更新它。”——茨威格《三作家传》
司汤达其实没有一个作家的自觉，他不是感知到自己有才华才去创作的，也不是经受过多大的苦难才要表达的，更不是因为有什么使命感去写东西的。他的自觉在于，他想记录自己和艺术相伴的青春自由，他想描述一个真实的人的内心，他想写的就是真诚和自然的感觉；于是他与任何主义和任何流派的文学都不搭，他不用服务于社会和时代，从而就隔绝于社会和时代，他把自己和自己以外的世界分割的清清楚楚，也把这种感觉清清楚楚的写进了《红与黑》中，于连那就座右铭代表着他的所有表达——“别人跟我有什么相干？”
一百年后的弗洛伊德创造了心理学，而心理学催生了所有以人物心理为动机驱动的文学。而《红与黑》早于这些文学一百年就开始关注人物的内心，“我是人类心灵的观察者”，“我既不指责，也不赞同，我是在观察”，司汤达如是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读《红与黑》时，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隔阂的原因，我前一篇文章提到的小说在法国文学中的演变过程，完全不适用于《红与黑》，他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客观的描述人心，人心里的好与坏、善与恶、红与黑都是在精神和情感上无限接近于我们现代人的文学形式。
“他以自己文学上的怪癖的试验开辟的道路和走过的足迹是数不胜数的：没有他的于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尼科夫便不可想像，没有司汤达关于滑铁卢战役第一次真实描写的古典主义典范，便不会有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波罗金诺战役。尼采进行思考的无上快乐是在阅读了司汤达的作品以后逐渐形成的。”——茨威格《三作家传》
司汤达死的时候籍籍无名，《红与黑》被那个时代的法国所埋没，那正是浪漫主义文学昂扬向上的时代，看看极致善良的吉普赛姑娘艾丝美拉达（《巴黎圣母院》），再看看悲苦救赎自己的冉阿让（《悲惨世界》），他们都那么纯粹，那么让人放下心去爱、去恨、去同情……那时候的法国，怎么能允许出现像于连这样爱也不能彻底爱，恨又恨不下去的人呢？但是司汤达说，“我将在一八八零年闻名于世！”，他为什么这么笃定？他是预言家吗？他还说，“我认为，死在大街上一点也不可笑，只要不是故意这么做”，于是，他就真的以这样的方式死去了。
司汤达，这是根据普鲁士一个小镇的名字取的，那个城市也因他而变成不朽的名字！他没有那么多历史使命，他只是单纯的在文字里怀念一个普普通通的自己，于是历史就给了他如此不可磨灭的地位，这地位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埋藏在我们每一个普普通通平凡人心里的，因此他才会绵延不绝、不可磨灭。
在司汤达的时代，只有一个知名的作家对他的作品予以敬重，并且撰文赞扬和分析过《巴马修道院》。这个人与他的创作方式是如此不同，却是唯一能欣赏他的人，他就是巴尔扎克，我们接下来就聊聊巴尔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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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整个时代冠名的巴尔扎克
依我看，巴尔扎克也不是能完全欣赏的了《红与黑》，他只是更抵触浪漫主义的矫情，更厌烦被修饰过的人物情感，所以他提醒浪漫派的作家们说，“我的市民长篇小说比你们那些悲惨的悲剧更具有悲剧性！”
我曾经写文学的意义的时候提过，我觉得作家们至少有一个历史责任，就是“记录每个时代的特征，让那一代人的生活不被历史遗忘……尤其是记录那一代人的信仰和痛苦，文学承载了他们的迷茫和坚持。” 如果用这个标准衡量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的话，巴尔扎克绝对是旷古烁今历史第一人。
巴尔扎克创造的《人间喜剧》由91部小说组成，基本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他不是记录了19世纪的时代特征，他是把19世纪整个社会的边边角角全部扫荡一空，塑造了2400个人物，有460个重复出现的人物，分散在75部小说里。光这些数字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简直无法想象创造他们的那个人，要用多少时间去观察他们的原型，了解他们的处境、生活习惯、职业习惯……我们现在追着致敬的漫威宇宙的缔造者斯坦李先生，感慨他创建了一个超级英雄世界，但这个世界毕竟是众多创作者一起缔造的。而巴尔扎克，一个人，赤手空拳的缔造了一个世界，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一个和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完全成投影关系的现实的世界……用伟大来形容这样的作家，是不是都觉得不过瘾？
我之所以看书，看文学，看世界名著，不是为了饱读诗书，我就是想去看世界，就是因为看世界不是旅游打卡，而是得知道天地四方和古往今来，不然你驻足在那些有千百年历史的城市里，你只会感到陌生。为了驻足在世界各地的城镇中，心中有那么一丝丝的熟悉和兴奋，我才开始了自己的“浮游纪”通读各国文学的计划，而看巴尔扎克，你基本上就等同于看到了19世纪整个法国的车水马龙和人情世故，因为他的缘故，和他同处一个时代的普普通通的人都可以被后人了解，都不会被历史遗忘……用牛逼来形容这样的作家，是不是都觉得不解气？
巴尔扎克，用自己一生的创作，牢牢的把时代的冠名权复刻在了自己的名字之下。我们现在说19世纪的法国，完全可以替换成“巴尔扎克时代的法国”，而文学史里也确实是这么用的，你可以看到我总结的法国文学书单里，乔治.桑的历史评价是什么，就是“巴尔扎克时代最具风情、最另类的小说家”。所以在那个时代，你再怎么最另类，再怎么最具风情，都得Under在巴尔扎克这个名字之下……用啥样的那啥来形容这样的作家，是不是都觉得不咋那啥？（用词穷造个句）
下面说说巴尔扎克这个人。
巴尔扎克像
一个时代里，有什么榜样很重要。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乔布斯、没有马云，抑或没有罗永浩，我们这代人追求的东西可能会很不一样。巴尔扎克，1799年出生，他出生的那一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上台，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恺撒开始俾睨天下，横扫各国。这样一个人，他的影响很远很远，我通看了将近100年的法国文学作品，几乎都在拿破仑的影响下，甚至横向看其他各国文学，都被这个人影响。
我们小时候看完《古惑仔》的陈浩南，上街溜达的姿势都不一样，听一首许巍的歌，立马就“梦想仗剑走天涯”。更何况像巴尔扎克这样的少年，遇上了像拿破仑这样的榜样。巴尔扎克跟拿破仑的征伐史同龄，设想每一年打开自己祖国的地图，都不停的在扩大，这是什么感受？——“法国在地图上便像是一条泛滥的河流，逐渐地向全欧洲扩张。今天它翻过了塞尼山，明天越过了内华达山，它跨过江河开往德国，踏开冰雪进入俄国，还越过英国人用猛烈炮火把舰队打得起火的直布罗陀海域。”（摘自茨威格的《三大师传》）
所以巴尔扎克为什么要用笔创造一个世界就不难理解了，他想征服，他想做整个世界的王。就像他在一张拿破仑肖像画下面写的话一样：“我将用笔实现他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
拿破仑像
巴尔扎克的创作自觉和司汤达完全不一样。司汤达是为了记录内心，怀念与艺术相伴的青春；而巴尔扎克是征服，所以他必然是现实主义，他为了征服统治这个世界，所以他把世界做了分类整理，然后凝结提炼，为了映射到世界的每一个细节，他需要他创造的人物有代表性，一个人物必须能代表一类人，比如葛朗台、比如高老头、比如德.拉斯蒂涅……
“他把世界简单化，为的是去统治它。他把所制伏的世界都塞进了《人间喜剧》这么一个宏伟壮丽的监狱里。经过这样的蒸馏过程以后，他的人物始终都是典型，都是对大多数人性格化的概括。他那前所未有的艺术意志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非本质的东西，都从这些人物身上清除掉了。
他根据五十家贵族的沙龙才写出了德·卡迪尼昂公爵夫人的一个沙龙。他根据数以百计的银行家才写出了一个德·纽沁根男爵。他还根据所有的放高利贷者写出一个高布赛克，根据所有的医生写出一个皮安训。”——《三大师传》茨威格
所以巴尔扎克的小说读起来会真实，他对自己的人物缺乏同情，展现出一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态度，所以你说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也行，说他是批判现实主义也行。光去读读《高老头》中，伏脱冷对欧也纳讲的现实社会那一段，就知道什么叫“批判现实主义”了。巴尔扎克就是通过这些人物的遭遇来展现资本主义本质上的贪婪和无情，我读的时候会突然觉得那么熟悉，好像巴尔扎克讲的那些事儿，200年来没变过，它还发生在你身边……这就充分提醒我自己，我们管自己叫什么主义的国家其实不重要，要看看我们心中对“资本”、对“钱”的态度是否有本质的变化，你就知道我们现在还停在哪里？所以你问我现在中美是两个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在争霸，至于意识形态，我觉得我们只是文化有差别，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记得巴尔扎克这个名字，当时读过一个系列的文豪故事，其他的印象都模糊了，但我清楚的记得巴尔扎克，我记得他是喝咖啡喝死的，那部书里介绍巴尔扎克是长年熬夜写作，每天喝无数杯咖啡，结果咖啡因积量中毒，所以我一直对咖啡敬而远之。我心里知道自己更像司汤达，我可能会因为不要忘却而记录，我心中没有半丝野心，但是我心里还是崇敬文学史上最大的偏执狂之一——巴尔扎克先生。
就像茨威格的结论一样：“他的工作已经不是勤劳，而是冲动、陶醉、梦想和极度兴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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