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天游比较起来，汪中的知名度在嘉道以后是很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狂傲的性格。一个有着狂傲性格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因其言行超越于流俗之外，最容易受到世人的关注。
汪中由于性格狂傲，因而在当时及后世流传着关于他的不少逸事，时侨居扬州程吏部晋芳、兴化任礼部大椿、顾明经九苞，皆以读书该博有盛名。
卓绝的学术造诣，汪中早年经营词章，三十以后，致力于考据，今传《述学》一书，即是其词章与治学所得。汪中卓绝精深的学术造诣，诚如近代学者平步青所云：“足称乾隆中钜手”。
对考据学极力贬斥的方东树，在其《汪氏学行录序》中也不得不称：“江都汪容甫先生，负海内盛名，士林之稍有识学者，莫不宗仰之，以为通儒矣。”对汪中可谓是称扬备至。
卓越的骈文家，在骈文创作上，汪中多用四字句或六字句的当句对、单句对，基本上不用四六隔句对，且骈偶中不时穿插散语奇句，文气较为流畅，与齐梁、初唐以四六隔句对等为主组成的骈体之作迥然不同，如为人熟知的《自序》《汉上琴台之铭》等。
总的说来，汪中的骈体之作除《黄鹤楼铭》与《哀盐船文》外，大多抒写自己的怀才不遇之
感与身世沦落之悲，倾吐自己的磊落不平之气与愤世嫉俗之情，在清代骈文创作中独具一格。
对于汪中骈文创作表现出来的这种意旨，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用“情兼雅怨”这四个字进行概括，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
随着《述学》的多次刊刻与多种骈文选本对汪中骈文的选录，汪中的骈文创作得到了广泛的
传播、接受与推崇，因而其在清代骈文史上的地位不断升高。
汪中的骈文与清代其他骈文作家相比，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这不仅表现在当句对、单句对呈
现出来的气韵与气息调和、气度安雅的魏晋文比较接近，而且，其骈文中表达的怀才不遇之感、愤世嫉俗之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是其骈文获得盛名高誉的重要原因。
谭献所选清代骈文作家的十五篇代表作中，汪中与胡天游各以二篇入选而并列第一。这就意味着清代骈文作家第一的人选，汪中之外，还有另外一位重量级的作家，胡天游。
胡天游，1696—1758年，字稚威，是清代杰出的骈文家，有《石笥山房集》传世。尽管胡天游诗、文、词兼擅，但尤以骈文为世所著称。
在胡天游看来，骈文不过是散体古文的变体，在形式上虽然不同，但精神上是一致的。因此，他对以四六指称骈文的传统观念是非常反感的。
胡天游的骈文篇什，既有两千字以上的长篇巨制，如《逊国名臣赞序》《禹陵铭》《玉清宫碑》
《有道先生安颐蒋君碑》等，也有两三百字的短章简翰，如《冬日游玉船山寺序》《与苏滋恢书》等。胡天游尤其擅长骈文的长篇巨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