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说法则于前两者有较根本的区别，表达的是前所未有和史无前例，诸如除旧布新、不破不立、移风易俗、改天换地、翻天覆地、焕然一新、今非昔比、摧枯拉朽之类，这里面的含义都是想说现在不同于过去，现在发生的在以往是找不到的。
比较这些关于不同层次的变的表达法，我们可以看到，前者的变化是一种结构内部的变化，是一种系统内部的调整，比如王朝的兴衰或更迭，同一思想领域内部的争论与延伸，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转换，官僚体制的部门调适，城乡格局下的人口流动或各社会阶层力量的扩张与调整等。
而后者的变化是结构或系统的解体，是一种看似稳定的结构或系统已经运行失效，它们正在或已被另一种东西（一种新的元素，抑或只是一种发明，或是一种新的思想）所打破，所推翻，所取代。
说到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所确立的真正的变化含义，更多地是指一种过去没有的，不同以往的东西，即所谓新生事物，取代了以往的，也是传统的东西。
请注意，在过去结构或系统中以及局部中所发生的被一种新的要素取而代之的现象，是我们解释变化的重要原则，它好比一滴油滴入水里，一颗沙子吹进眼里，或一颗老鼠屎掉进一锅粥里。
也就是说，一种破坏或解体性的要素不是从现有的系统中出现的，或者说，现有的系统无论如何运作，哪怕是反向性运作，也没有这种要素出现。
这层意义上的改变是无法推陈出新的，旧有的结构、体制、思想中根本孕化不出一种新的东西来。
比如汉代儒学变成宋明理学，唐律变成大清法律，周代的宗法制变成了后来的宗族制，明明在变，但都不算作变。
而基督教、科学、民主乃至蒸汽机、电气化及工业化之类则是一种外来的因素，它在进入原系统时会引发新的社会与价值格局，严重的致使原系统失灵、瘫痪，从而需要寻求一种新的环境或其它要素来适应这一新的因素。
回顾中国社会与价值变迁的过程，中国人所说的真正的变，就是外部因素进入内部因素的过程，是移植或外部侵入而引起的内部变化（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并非变化，甚至加强），以至于汤因比将历史变迁看作是挑战与应战的模式。
近代以来，中国人似乎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习惯，倾向把过去没有的东西称为新东西（这点没错），然后把新东西称为好东西（这不一定），然后再把好东西称为进步的东西（这有问题）；
顺理成章地，过去的东西就成了落后的东西，结果先进的理应取代落后的，其实质就是要让新的东西代替老的东西，将过去没有的东西淘汰已有的东西。
这种习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当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坚守到晚清的时候，当西方文化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之际，其中有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
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明中国社会精英采取的是抵制的态度，只在物质和技术层面有所让步，大凡触及到中国文化精神层面时，有的不惜以身殉道来进行反抗；同时另一些社会精英乃至普通人为了变法维新，同样也不惜用生命来唤醒民众。
中体西用的提出与变法维新的失败本身已经说明了中国文化守成主义者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曾一度占居过上风，而真正让他们败下阵来的是看似强大的天朝大国几次面对西洋的船坚炮利，如此不堪一击，中华民族几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这个时候，认同与变革的价值标准如果不随同这一问题联系起来，中国将面临灭亡，结果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边倒地拥戴由达尔文在生物界提出的后由赫胥黎、斯宾塞建立的社会进化论。
严复译著《天演论》译自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
在优胜劣汰的思维模式下，哪部分为优，哪部分为劣，在当时答案是很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失败了，失败了自然就是劣；西方文化胜利了，那么西方文化就是优；同理，中国社会若想生存下来，就要选择优的，淘汰劣的。
结果是中国人开始用二分法来重新审视我们的社会及其价值，即所谓的重估中国文化的价值。
五四前后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可以说将此二分法推向了极致。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上“敬告青年”应当：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1990）
由此开启了对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大混战，“静的与动的”、“旧的与新的”、“精神的与物质的”、“道德的与科学的”等等不一而足。
用优劣法来做两分法，再用两分法来判优劣，其价值偏好是显而易见的。
而更加具有传统意味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并不需再让年轻人自己来做选择题，或者说这一特定的时代也没有选择的可能，他们一边出题一边已经把答案交给了青年。
有了这种一目了然的选择，中国人便找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用后者来取代前者，进而达到国家的“富强”。
富强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进步论加相对主义，它显示了没有企及的未来（即只要有比我们强的，就说明我们还不够强）。
形成了这样的奋斗目标，判别社会变迁的标准就简单多了，凡有利于富强的就是好的，不利于富强的就是不好的。
可见，进步观念中的二分法把本属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看作了文明由低向高发展的两个阶段，这个线性模式既符合进化论，又符合历史唯物论，因此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既定模式。
究竟什么被取代了
在中国文化未遭遇西方文明冲击之前，是相对停滞的，或者说其中的变化没有被当作变化。
究其原因，它符合我上面所说的，属于结构和系统内部的磨合与调整。
从原始宗教意识取向到儒家伦理取向的转变，儒家思想虽然开始提升人的价值，但它并没有想用人的地位来取代天的地位，或者相反，也没有出现谁优谁劣的问题。
即使走出儒家思想之外，比较它同道佛之间的关系，也是相融之处多于纷争之处，许多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都兼容并蓄着多种思想，既无取代可能，亦无进步落后一说。
而在国家层面中发生的王朝更迭，也是不同帝王的轮番登场；纵有多少次战争，有多少人口迁徙，有多少歌舞升平及生灵涂炭，也只是在中华帝制的轨迹上延续。
从文化符号上看，每次战火都会毁掉许多宏大的建筑，但复建或新建的建筑还是同样的格局与格调；另外，作为任何社会，其技术进步乃至衰退都是正常现象，比如汉唐的铜镜非常精美，但之后便很快衰落了。
而陶瓷工艺直至元、明至清三代才发展成熟，誉满全球，接着又衰落了，此时的技术进步与兴衰基本离不开其文化自身的母题，而不会对其价值本身产生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