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2日，英国佳士得的一场拍卖会上，元青花大罐“鬼谷子下山”以1568.8万英镑(折合2.3亿人民币)的天价成交。
因此，从框架内部的总体上看，无论何种方面的变动均是在捍卫或维持一种稳定的文化形态。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呢？我这里借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概括，即乐感文化，或审美文化。
审美文化起源于农耕文明，其主要特点是小农经济与宗法制度，从纵向上看，小农经济要求人们关注人与天的关系，而宗法制度要求人们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因此这种文化除了体现天及自然能给农业收成带来至关重要的益处（或坏处）之外，人们在心理与价值上会思考人与天、人与自然如何相处。
同样在农耕社会，人口不但是农动力的最基本要素，也要有一个彼此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
可见天人与人伦是这种文化类型的两个重点。
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对应着这两个重要问题而产生的思想体系，它给出的答案是“天人合一”与“长幼有序”。前者重视“敬”，后者重视“孝”，由此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基础。
根据李泽厚的研究，乐感文化有几个特点：首先，它没有罪感文化中所具有的宗教色彩，没有战胜自我，征服自然，通过痛苦挣扎重归上帝怀抱的意识，而是关心现世的生活，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或者说，以审美来代宗教；
其次，它讲究实用理性，重历史，重经验，重情理。在此思维方式中，知情合一、灵肉合一、情理交融、体用不二，缺少分析型的知性逻辑，事事持中庸的态度。
再次，乐不来自人的自然方面，而来自后天的培养，人生境界是教育的功效。
最后，这种文化具有包容性，求大同存小异，善于同化、会通其他思想，在中国民间也就有了三教合流，让孔老释坐在一座殿堂里。可见不同信仰之间不会水火不容，非要用战争来解决。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6月
但以上这些文化特征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进而走向了彻底的反传统道路。
进步观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不存在过多的讨论空间和时间，也许在一种特定的时期能让中国顺利地度过危难，比什么都重要。
由此，替代论成了进步论的同义词，意味着我们用一种适时的、先进的、实用的、功利的乃至阶级的眼光对同中国有关的文化类型做一次重新的切割后，以便能把好的东西留下，坏的东西去掉。
而颇为值得回味的是，这种激进的价值观其实也同中国传统中的实用理性竟然有着内在的联系。
但需要警惕的是，用实用理性来划定标准，意味着标准本身的功利性变动和反复，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仅就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国人的价值标准已经变了很多次：一下子认为要全盘西化，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坑里去；一下子认为中国文化中有许多优良传统，无论何时都要继续弘扬光大；一下子讲破四旧，立四新；一下子又说要同传统告别，实现现代化；一下子说道德滑坡，人心不古；一下子又要提倡国粹，开讲国学；等等。
在我看来，我们在中国文化问题上有那么多困惑，那么多应时的提法，就是我们这种切割法本身出了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文化与进步观之间的关系，我只能说，中国文化是装不进进步观的框架中去的，因为中国文化自身没有二分法的思维，因此想在这种文化中抽离出两种序列，然后说这一边是不好的（腐朽没落的），那一边是好的（辉煌灿烂的），然后用好的取代不好的，显然是行不通的。
在同样的思路中，如果前种做法不可行的话，我们就只好把中国传统同西方文明对立起来，其中隐含了中国是不好的，西方是好的。
结果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碎片化，让间歇性地好坏做进步道路上的点缀物。这正验证了进步观念中的一句话：“人类进步的观念是一种理论，涉及一种对过去的假设和对未来的预言。”
其实，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变迁中也有过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它是一种退步观，也就是说在儒学影响下的中国人认为，最好的殷周礼治社会已经逝去了。
可见有理想，未必指向未来，完全可以倒退到过去的时代中去。
进步观念的形成及其对文化形态的影响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进步观大约出现在西方的十七到十八世纪。
这一时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自然科学有了较大的发展，自然界的奥秘正通过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被揭示出来，许多知识从无到有，从有到增进，从增进到完善。
同实用理性在中国的结局一样有趣的是，许多科学成果最终成为宗教的异端，而开始也是出自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力图想证明上帝创造世界的完美。
相应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也将自然科学进步引申到社会变化中来，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变成了社会进化论，而傅立叶则受到牛顿万有引力的影响，试图寻找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万有引力。
圣西门和孔德则更自信地认为，他们将建立起一种知识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学，该学科将以物理学为基础，或者说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物理学，该学科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以寻求到社会现象背后的普遍规律。
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1838年出版的第四卷中，正式提出“社会学”这一名称并建立起社会学的框架和构想。
当进步的观点在西方出现之后，也出现了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讨论，一些学者们看到，套用科学的进步性特征推论后来的文学艺术比以前的文学艺术更进步了吗？
同理，我们是否会认为后来的思想家比以往的思想家更伟大呢？或者后来的建筑比古老的建筑更震撼人心呢？
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持有进步观的人不敢回答的问题，德国学者于是区分了文化与文明的不同，他们民族中产生的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伟大音乐家不是后来者可以用音乐进步来超越的。
由此文化具有独特和不可复制性，而文明则往往通过物质、产品和技术来体现。
回观我们不同时代的审美的变化，道德主张的变更，我们也无法判断宋明理学是否比孔孟儒学更进步；我们也说不出阿房宫与大观园哪个更优；我们无法判断唐三彩与永宣青花哪一个更好。
在这一系统内部，某一种审美方式的摧毁，不是进步，而是一种文化符号的消亡，文化符号的消失只象征着一种审美趣味的灭亡，或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没有人认为以这种摧毁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文化就会比前的文化更先进。
但是，这一观点同样受到五四激进学者的否定，他们认为物质与技术的改变也就意味着精神与道德的不适应，所以必须也要跟着改变，或者说文化问题就是文明的问题，是有进阶性的。
文化进步的解释难度使得进步的观点往往被用到社会制度的层面，因为受过现代教育洗礼的人都认为，社会制度是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的，我们要用革命或改革的方式摧毁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
而一种文化形态往往受到一种制度的维持或加强，当这种制度被取代之后，此种文化形态就没有了依附，那么没有制度保障的文化形态是否会瓦解呢？
这就是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
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许多经历了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特别是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他们不再在特定的制度中来维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能，但是他们在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上依然接受这种文化。
而对于有些人，特别是新生代来说，无论在海外还是国内，如果他们不认同这样的文化，又没有制度的约束，这种文化形态就会难以维持。
显然，对文化形态的认同或许比对社会制度的选择更加复杂，一个认为民主制度比专制主义好的人是否同意将中国的古籍烧毁，将文物砸烂，将古代建筑撤除，将一些带有象征意味的文化形态取缔呢？
至少我们在西方社会看到的实情是，没有。
当一个时代，一种文化模式消失之后，西方人会把它们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让后来来观赏，我们无法猜测观赏者会想象着回到那个时代，还是感受到了自己社会的进步？或者只是观赏人类的一种文明遗迹。
同样我们还想问的是美国在伊拉克建立的民主制度可以改变伊拉克人的宗教信仰吗？反之，伊拉克人接受这种制度就意味着要改变自己的文化形态吗？
正是文化与制度的纠缠，使得人们更加乐于在一种没有争议的范畴内来讨论变迁的问题，这就是物质层面与技术的进步。
由此，一种被全世界认同的进步，是技术进步。
人们在变革中或许会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习俗、制度，但极少有人会捍卫落后的技术。
在有些地方，我们仍可以看到老手艺或原始技术的存在，但已经到了濒临失传的地步，有的已经失传，我们保护它们，并非捍卫，而只是想留下传统文化形态的见证。
技术进步在各种文化形态中长驱直入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工具性特征。它不涉及价值问题，没有情感因素，也无所谓立场，所以人们选择它的时候会感到安全，尤其给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等带来便利和效率。
正因为技术对改善人类的生活极其有利，因此我们把所有讨论不清楚的问题都会放在技术进步中来讨论。
技术进步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它不是单纯由哪一种社会或文明提供的，中国古代的重要技术发明很多，而西方人所称的中国四大发明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但我们也发现，技术的进步一旦脱离了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其自身所拥有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它完全可以反过来把任何一种文化摧毁。
社会学家吉登斯曾讨论过生殖技术对文化观念的改变，这点可以在中国文化中的贞节观中看得很清楚，贞节观本来是同中国家庭中的传宗接代观相配套的，因为女性的贞节（排他性）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
于是乎，中国文化对于女性有一系列的道德要求，其中心就是男女授受不亲。但避孕技术的出现，使避孕和性享乐同时成为可能，也隐含了排他性的道德体系的瓦解。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技术的工具性力量对文化认同具有根本上的解体作用，同样技术也促使了不同文化之间界限的消失，这就是人们高呼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最有说服力的基础。
什么没有被取代
进步的观念产生于科学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生，我们从中看到了目的理性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韦伯在讨论目的理性的同时也很关注工具性问题，许多研究者把目的理性也说成是目的—工具理性或工具理性。
这一理性排除情感，也不涉及价值，其出发点就是对所要达到的目的进行合理的计算，对所使用的手段进行合理的衡量。
从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理性在西方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财富对个人的诱惑本是禁欲主义所反对的，但它的伦理又对个人的勤勉节俭品质赞美有加，结果清教伦理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
这一点也同中国传统孕育出来的实用理性的功效有几分相似，它本来自于审美文化却又成长为对眼前的、现时的、功利的追求，进而反过来摧毁这一文化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