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理性同目的理性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的结合使它们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大获全胜。
试看今日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无论我们有多少进步性语言来形容这场社会变革之伟大，我们也不可否认中国人为了获得眼前的实利，耕地正在缩小，矿藏正在耗竭，水源正在枯竭，天空正被污染；更不要说人们每天将面临着假冒伪劣对其生活与生命的威胁。
这个时候，我们又想起了传统文化的好来，什么天人合一，什么人与自然的和谐，什么诚信为本之类，但是这不过是从废墟中捡起来的几块瓦砾，其构架已经不在了，想起了就会再有了吗？
现在，也许我们会问，中国的社会和价值中还有什么保留下来的，或者说，还存在没有被取代掉的东西吗？
其实，这样的东西也很多，中国人在进步观里把它们斥之为“封建残余”，但我这里要说的一个被发扬的东西不但不是残余，而且仍是中国人价值与行为中的核心部分，这就是“人情”和“面子”。
显然人情和面子是中国农耕文化在宗法制度和小农经济基础上延续下来的中国人的交往方式。
其中面子具有因个人成就而导致的纵向性的分享意义，它同家谱有很大的关联，所谓光宗耀祖、光大门楣、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都表明了面子在宗族及由此扩张出来的地缘、及其所处共同体的社会意义。
而人情是由宗族或亲缘关系发展而来的一种横向性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并不重视直接的经济利益的得失，而是重视彼此的互惠与持久。
人情和面子不见于儒家经典，但它与儒家经典有着复杂而密切的联系，因为儒家所推崇的人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情和面子的实际操作来实现的。由此，人情和面子带有很强的民间价值及习惯法的意味，它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基础非常深厚。
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就是由这些关系而结成的网络结构。
但如果按照进步观和二分法来衡量这两种彼此联系的传统观念，它们也许应该被法制、市场及相应的城市化与技术进步所取代，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社会与价值的进步几乎没有动摇它们的建构基础，但建构它们的社会基础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基本消失。
为什么它们可以存活下来呢？
我认为，人情和面子除了有其自身的实用理性外，它们很容易同目的理性行动结合起来。当然结合前同结合后还是有所差别。
先看人情，它本来是在一种宗族和乡村里自然构成的交换关系，属礼尚往来性的，作为实用理性，它不同于目的理性的地方在于其感情和工具是不可分割的，儒家思想排斥重利轻义之人，从而人情的工具性用以实现其情感性，而情感性也需要工具性来表达，两者相互融合；
随着城市化与市场化的到来，目的理性使得情感性逐渐让位给了工具性，交换对于双方来说主要是利益关系，由此关系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被现代人称之为关系学，即一种拉关系、搞关系、走后门的技巧或技能。
再看面子，它本来同脸的含义相联系，说明一种人格或品质在其中的作用，但随着工具理性的发达，它的意思表现为不顾事物的本质，而只顾表面的美观。
结果虚荣的、形式上的、文字上的、数字上的、形象上的东西比实质要重要得多，许多现代化的成就也是从这里得到的。人情与面子在其自身文化形态中本是毁誉参半的，但它同目的理性相结合，确是如虎添翼。
可见进步的观念也有挑选的余地，从而导致此一观念的不彻底。
由此一来，当中国文化形态被摧毁时，并不会有另一种较为完整的或新的形态来取代它（尽管我们在进步观念中希望如此），而只有一种四不象的东西来填补它。
这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吗？过渡完之后是什么？是人们盼望已久的全球化时代？
中西文化的对立还会持续吗？
二分法与进步的观念是近代西方思想与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的传统。
从孔德的神学、形而上学与实证科学三段论开始，许多社会科学家们都用它来作为研究社会转型的方式。
但除孔德及其他个别提法外，其他社会学家只做社会类型事实上的划分，并不具有多少价值涉入。
只是这类划分发展到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那里，当他从此分类中衍化出一套衡量个体的社会行为模式变量后，便隐含了对个人行为作传统还是现代的判断标准，也构成了西方社会进步或现代化的观念。
但中国进步观念则更为激进，这种在近代中国军事失利中形成的观念，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1）线性的，演进的及阶段性的；
（2）二分法的思维模式；
（3）替代性的，除旧布新式的；
（4）强烈的价值涉入，优劣、好恶，势不两立的。
比较而言，我们发现，前面两个特点同西方的进步观相仿，而后两者则是实用理性与功利性的产物。
它们的共同作用，推动中国社会与价值的现代化大致走过了以下一个历程：
较定型的文化形态→西方文化的碰撞→文明优劣论→替代论→技术先导→文化认同危机
比较而言，西方的进步观或现代化并不建立在替代论和强烈的价值涉入的基础上，他们在推进自身文明的时候还尽量保持着原有文化留给他们的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
但中国人则选择了不破不立的思维模式，其逻辑是不打倒就不能建立，要建设就要先毁灭。
由此我的结论是：首先，中国文化作为审美文化形态本身更多地倾向价值理性，但是它在近代被中国人所追求的富强目标所取代了，于是乎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与目的—工具理性在中国社会大行其道，给中国整个社会带来了功利性的运作模式，也功利性地保留下了一些传统。
其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本是类型上的不同，但在进化论的影响下被放一种文明的进阶，进而可以用一种进步观念的线性模式来对其先进与落后作出划分，结果中国文化形态在其寻求的富强框架之比较中败下阵来，变成需要推翻和否定的东西。
再次，进步观念往往是在二分法中识别的，因此中国文化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再同西方文明作比较，也就一再被切割，批判，点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人失掉了文化的自信，越来越不认同自己的文化，其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人找不到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化的契合性机制。
最后，技术的进步正在以工具性和价值无涉的方式加速中国文化类型的消亡和全球化的到来。
当取代论与技术进步论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与价值变迁的主导，我们可以预测的是社会与价值的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在增大，任何新东西的出现都会使我们对老东西不满意。
除了眼花缭乱的变以外，我们看不到文化在哪里，价值观在哪里，又因为没有文化价值，所以一切也都是可以破除的。
但是，中国人已经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我们现在还能做的就是如何能在进步观中推陈出新式地找到彼此的契合性，以发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活力。
中国社会的转型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走过了快一百七十年，中国既不可能走回头路，也不可能西化，那么文化再次定型的问题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价值主题。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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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
文章原题为《进步的观念与文化认同的危机——对中国人价值变迁机制的探讨》
刊载于《开放时代》2008年01期
由于篇幅原因，略有删减。
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作 者 | 翟学伟
编 辑 | 郭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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