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课文原文及翻译

首页 > 教育 > 作者:YD1662024-04-09 18:58:44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虞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情感的表达,歌则是丰富这种表达方式。”圣人分析了经典之后,诗歌的含义已经明确了。所以,“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表达出来就是诗歌”。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是这样。“诗”的含义是扶持,扶持人的性情。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现在用扶持情性来解释诗歌,和孔子说的道理是不谋而合的。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前葛天氏的时候,将《玄鸟歌》谱入歌曲;黄帝时的《云门舞》,按理是不会只配上管弦而无歌词的。到唐尧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这两首歌辞,仅仅能做到达意的程度。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上了轨道,受到了歌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是很早以来就有的做法了。从商朝到周朝,风、雅、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诗经》的“四始”既极光辉灿烂,而“六义”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学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为绚兮”等诗句的深意,子贡领会到《诗经》中“如琢如磨”等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经》的资格。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采诗官停止采诗;但春秋时许多士大夫,却常常在外交场所中,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愿望。这种相互应酬的礼节,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也可以显出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到了楚国,就有讽刺楚王的《离*》产生。秦始皇大量焚书,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仙真人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汉代初期有了四言诗,第一个著文章的是韦孟,他的作品意义在于讽谏,是继承了周朝文章的风格。孝武帝爱好文学,便有了柏梁诗;严助、司马相如等人写作则没有一定的格式。西汉时期,刘向受成帝王的命令对诗歌进行了评论整理,一共三百多篇,所收集的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和文采的作品,可以说非常丰富了。但这些诗人遗留下的作品中,没有见到五言诗,因此李陵和班婕妤分别作的《与苏武》《怨诗》就被后人怀疑。从《召南·行露》就开始有了半章五言;孩子唱的《沧浪歌》,全首诗都是五言了;往远一点看,春秋的时候就有《暇豫歌》;往近时看,西汉有孩童唱的《邪径谣》。由此可见,五言诗出现得很早。再说一个古代诗歌的好作品,那就是《古诗十九首》,有人说是枚乘作的,其中的《冉冉孤生竹》为傅毅所作。根据这些诗歌的辞藻判断,应当都是两汉时期的佳作。从行文中推敲,质朴而不粗野,婉转附于实物,惆怅贴切真情,真是五言诗中的优秀作品。至于说张衡的《怨诗》,则清丽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之类的诗歌,则清雅新奇。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诗空前活跃。曹丕、曹植、王粲、徐幹、应玚、刘桢等人都有不错的作品。这些人喜欢风月,爱游美苑,诗歌中有恩宠荣耀,也有宴会上的酣畅淋漓,慷慨激昂抒发心志,光明磊落施展才华。他们叙述中不追求细腻的技巧,在写景方面追求清晰明了。这些都是建安诗人共有的文章风格。到了正始年间,道家思想流行,于是诗歌中夹杂了修仙的心情;其中何晏等人,作品内涵较为浅薄。只有嵇康阮籍等人的诗词还算可圈可点,所以他们比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成就更高。另外,应璩的《百一诗》,也能独树一帜,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继承了建安时代的遗风。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隽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晋代的诗人们,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道路。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多,但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期软弱。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到了东晋的时候,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而推崇那种忘却世情的空谈。所以自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因此,郭璞的《游仙诗》,在当时就算是杰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革;庄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做到新异。这就是近来诗人们所追求的。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所以总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要点了。譬如四言诗的正规体制,主要是雅正而润泽;五言诗的常见格调,是清新华丽。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如张衡得到四言诗的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润泽的一面;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各种特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但是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却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随着个性的偏好来进行创作,所以很少能兼长各体。如果作者深知创作中的难处,那么实际写作起来还可能比较容易;如果轻率地认为写诗很简单,那么他反而会碰到不少的困难。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诗外,还有三言、六言、杂言诗,它们都起源于《诗经》。至于“离合诗”的产生,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回文诗”的兴起,则是南北朝贺道庆开的头;而几人合写的“联句诗”,那是继承《柏梁诗》来的。这种种作品,虽然大小各异,主次有别,但写作的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因此不必逐一详论。

  赞曰∶

  总结:

  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

  人生来都有情志,诗歌就是表达这种情志的。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一直发展到《诗经》就更加成熟。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它应该和自然之道一致,并和政治秩序相结合。如此一来,优秀的诗歌便会越来越繁荣,为后世万代永远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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