轼上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xū）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担任直史馆官吏的苏轼上奏折说道： 求得人才的道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注重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廷有注重实际的政策，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认为选拔的人才绰绰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
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废除的和兴起的，如果该政策顺应时代，即使是暴君也无法废除，如果该政策不再顺应时代潮流，即使是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法律制度是跟随时代的风气、礼节、生活习惯改变的，就好像江河改道，如果强行恢复旧的制度，恐怕这个制度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1】上议，向皇帝报告情况。
【2】胥史，小官吏。《新唐书·牛仙客传》：力士 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
【3】皂隶，衙门里的差役。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shuài遵从顺从）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
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臣苏轼知道，仁宗皇帝庆历年间，就已经设立了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同时要挑选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如果不作大的更改，又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这样的改革和庆历时代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依然可以沿用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去就足够了。至于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是一个制度所决定。陛下您想象一下，祖宗试行科举的办法，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以前的言语和文章风格，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个处理地更得好？把这四点的优劣势进行比较，那就可以做出决断、解决争议了。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yì），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苏轼继续说，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几点：有的人说乡试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人说专取策论型文章而忽略诗赋型文章，有的人想兼取名望希望试卷能够不密封，还有些人想要让研究经学的书生不考帖经而去考大义，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
请陛下留意在长远的、重大的事情上，这些区区的小事又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于忧虑的方面，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立意宏大难以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难道这世道应该是这样的吗？苏轼不禁感叹道：或许，人世间的性情，就是安于放纵、喜为怪诞吧。陛下又怎能安心的使用这些人呢？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
苏轼的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地说道：“我本来怀疑这件事，但看到苏轼的奏议后，心里就清楚了。”当天召见苏轼，向苏轼询问道：“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天生就有贤明的智慧，上天赐予文才武功，不用担心自己会有不明察、不勤政、不决断的地方，但需要注意治理事务不能太急躁，不能所有人的话都听进去，提拔官员也不能太快速。臣希望陛下能稳定地来治理国家，等待问题出现，再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说：“你的三句话，我应当仔细地考虑。今后，凡是在馆阁当差的人，都应当为我思考治理问题的办法，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后，和同僚讲起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