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道衍法师）
姚广孝（1335年-1418年），幼名天僖，法名道衍，字斯道，自号逃虚子，又号独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因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赐名广孝，而以此名传世，姚广孝是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高僧、诗人，也是“靖难之役”的策划者之一。晚年撰写《道余录》，洋洋万言，批驳以程朱为代表的“辟佛论”。书成之后姚广孝便离世，可见道衍法师出于对二程、朱子排佛思想之谬论而为佛教溯本正源而不辞余力。
纵观《道余录》，不能说这是一部以学理思辨胜出的学术著作，更像一篇批判稿。《道余录》中列举二程28条，朱子21条辟佛言论，重点针对的是“略识佛理”的朱熹，给予一对一的答辩批驳，而它激扬义理的说服力，非佛教徒的一般读者很难信服。而朱子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自官方至民间影响甚大，可称为三朝的官方哲学，被视为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儒学义理圣人。所以，可以理解姚广孝为佛教辩解不能得到当时主流社会的接受。
《道余录》问世后甚至被姚广孝的朋友厌弃，他的友人张洪“但见《道余录》，辄为毁弃”。无论官方民间一致认为其诋毁先儒，为君子所鄙视。如果不是作为姚广孝的崇拜者的李贽积极收集并校阅，在万历四十七年（1617年）由钱谦益出资出版，恐怕今人难得再见此文。
而纵观《道余录》，集中于姚广孝对二程、朱子在“佛经之辩”“本体论之辩”“修行之辩”上，其说服性的弱势在于佛教儒教根本是不同体系不同认知的哲学思想范畴，程朱只为扬儒而抑佛，对不存在孰对孰错比较基础的认知哲学牵强分别，姚广孝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直指朱熹是为强儒学而辟佛，这是一种私心私利，毫无公正可言，他还举出朱熹早年的一首诗证明其从佛法中获益良多，暗讽其“格物致知”恐怕也曾受益于佛家。换言之，他认为以如此功利思想而不能客观评价佛、道之说是有失公允的。
出于维护佛教正法的初心，道衍法师撰述《道余录》只是对当时社会主流的程朱思潮提出一点佛家的建议，那就是其前言所云：“三先生因辅名教，惟以攘斥佛、老为心。”并称这三位排斥佛、道“必当据理，至公无私，则人心服焉！三先生因不多探佛书，不知佛之底蕴， 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世之人心，亦多不察”。道衍一生通达儒道释三教，其一生的经历践行了他对儒学道学一切利益世间学说的吸纳和运用，因为本质上说他认同儒家的“仁义”与佛教的“悲智”是相通的。
他意识到后世对《道余录》发生误解，故而他在书前跋语中写道：“士君子，有过余览是录者，知我罪我，其在兹乎！”连天下*名都可以承受的一代高僧，其人格何其光明磊落！
《道余录》摘录了二程之明道语录中非议佛教的七条语录进行批驳，主要涉及到佛教的出世观、佛性论以及生死观等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明道从维护纲常伦理的角度出发，认为佛教主张“出世”是对人生责任的逃避，由此就推断佛陀不过是一个“自私”、“独善”、“枯槁”、“自适”的“懒胡”，从而认为佛教不具备普世价值。姚广孝指出，佛教并不违背人间伦理，世尊做太子时是尽了人伦责任之后才选择出世修行的，佛陀舍弃王位而入山苦行，足以同儒家推崇的泰伯奔吴、伯夷叔齐归隐首阳山相媲美。广孝在《道余录》中指出明道先生的错误认识：“盖因程子存物我之心，滞于一偏，而不能撤藩篱而为大方之家边，悲夫！”
《道余录》中摘录伊川先生非佛言论二十二则，与明道排佛重在心性的思想相比，伊川注重对儒佛两家之异同做了区分和异同，指出儒家立论之高与佛门教化之妄。广孝驳斥伊川之见，重在指出伊川对佛教的曲解与诬蔑。伊川谓佛教“以管窥天”，“唯见一偏，不见四旁，故不能处事”，而儒家“圣人之道，则如平野之中四方无不见也”。广孝驳斥道：“佛以大圆镜智照了虚空世界，尘毛刹海，无所不知，无物不见，所以佛之十号中，有曰正遍知、明行足，若以管窥天者，夫子自道也。”伊川又谓禅僧于行住坐卧中，常存无不在道之心为“至忙”。广孝诘问道，难道说士君子之学圣人，而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也是至忙么？书中如此类的驳斥，近乎互骂互掐，仅仅表明双方只在维护各自的信所，反而失去学术的色彩了。
朱熹，号晦庵，一代理学宗师，乃理学集大成者，其著述中排佛言论尤甚。《道余录》中摘录其排佛二十一条言论逐一驳斥，主要涉及佛教在现实中强大的影响力、佛法的虚诞妄谬及佛教与老庄思想的异同诸问题。
唐宋以降，禅宗大行天下，朱熹本人平生与禅僧多有交往，他很清楚佛教对儒教的碾压几乎是颠覆性的，儒家渐渐处于劣势，因此朱熹颇为悲观地讲道：“释氏之教，其盛如此，如何拗得他转？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难得，三世之后，亦被他转了。不知大圣人出，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又如何！”朱熹对佛教凶猛之势备感无力无奈之心溢于言表。广孝则认为：“教之盛衰，系乎时运，如海潮焉，其长也，欲落之不得。其落也，欲长之不得，自然之势，如何拗得他转！大概人与目前，尚无奈何，何况三世之后，朱子何虑之深也？所言大圣人出，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又何如？予曰：亦无如之何也。”在广孝看来，宗派之盛衰生灭都是环境的产物，不妨看开些，一切随缘。
朱子批评佛道两家弃绝人伦，对人心影响颇深，致使儒教衰微，他说：“庄子绝不尽，佛绝尽了，佛是人伦都灭尽，到禅时义理都灭尽。”广孝引佛典反驳道：“佛氏《入楞伽》云：三界上下法，我说皆是心，离于诸心法，更无有可得。《华严》云：不取众生所言说，一切有为虚妄事。虽复不以言语道，亦复不著无言说。几曾有人伦都灭尽，义理都灭尽底说？朱子诬佛，何其如是之身也！”佛教主张“三界唯唯心，并非否定人伦，因为人伦也是有赖于人心的。佛教主张远离语言文字，只是教导学者须不执著语言文字，故尔并非灭尽义理。
姚广孝著述《道余录》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明初推崇朱子，抬高儒教，以儒治国，致使儒学大兴，而佛教渐趋衰微之势，广孝对此不无殷忧。其著述之斥二程、朱子，只注重为佛教辩解，其论述少有新意，注重寻求儒佛之同多于破斥儒教之谬，虽然立论高远，终究少有建树，显得还手无力。它是当时日趋衰落的佛法对程朱理学强势勃兴的思想抗争。《道余录》甫一问世，既刻遭到当时士人的讨伐与剿灭，这是必然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