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至1943年10月间 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前后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著名诗人、翻译家。求学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西南联大，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部队，四十年代末留美，后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因历次政治运动而人生多艰。
出版有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旗》等，是以现代派风格为特征的九叶诗人之一。此外，他翻译的拜伦、雪莱、普希金等人的作品在翻译界有很高声誉，也深深影响了一拨又一拨的读者。
“就像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全文约12278字，细读大约需要31分钟
2018年初，电影《无问西东》上映，电影结束之后的“彩蛋”里，出现了众多清华大学师生的名字，其中有穆旦。有人看到了，用手机拍了下来，发给远在美国的查英传。查英传是穆旦的大儿子。
“里面的文字有点小错误，但这没有太大关系。”查英传此刻坐在南开大学一处宾馆的大厅里，跟我说起他的父亲。查英传长得像他的父亲，脸部曲线柔和，只是跟穆旦在照片上经常露出的微笑相比，他的面部表情显得更加谨慎。他这次回国，为的是参加南开大学举办的纪念查良铮（穆旦）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
2018年4月5日的头一天，天津竟然飘起了鹅毛白雪。南开文学院的院子里有穆旦的雕像，雕像上刻着穆旦的《冬》，院子的墙壁则刻着穆旦的《春》，在他一百岁生日的时候，冬天和春天就这么奇异地交融在了一起。
《无问西东》介绍，时年23岁的穆旦为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而其时穆旦已经从外文系毕业，留校做了教师。西南联大时期的穆旦，在低矮的校舍屋顶下，和年轻的诗人们阅读着从国外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喝着普普通通的茶，讨论着写作的技术细节。穆旦给周围的人一直留有很好的亲近印象，“没有中国诗人所有的派头”，但年轻的他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彼时的中国时局令人焦虑。陈寅恪在云南写的那首《蒙自南湖》表达了并不乐观的情绪：“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电影里，穆旦站在操场上，看着台上军人的选拔。电影最为动人的场景是从军的大学生为国舍身。穆旦并不只是时代的旁观者，他投身其中，成为中国远征军杜聿明部的一员，给参谋长罗又伦任翻译，去往缅甸，与日军作战，九死一生。特别是野人山之战，大部分人没能穿过有着“毒烈的太阳”和“深厚的雨”的原始森林。
穆旦似乎不太愿意向人提起这段经历，关于远征军，在他留下的文字里，只有寥寥数行。这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他还没有机会多说。这个问题，研究者讨论甚多。在南开大学此次研讨会上，有年轻学者甚至觉得穆旦当时呈现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这种症状常常出现在经历过战争创伤的人身上——回避、淡漠、焦虑，如此种种。上世纪50年代，穆旦在《历史思想自传》中写道：“至同年（1942年）5月，作战失败，退入野人山大森林中，又逢雨季，山洪暴发；在森林中步行四月余始抵印度，曾有一次七八日未食，又一次五日未食，死人很多。”
从缅甸战场回来三年之后，穆旦写出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的白骨》。“《森林之魅》之中看似多有夸张、奇异的描绘，多有超常规的表述，实际上，熟悉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惨烈情形的读者会知道，它们其实都可说是作战及撤退途中残酷的自然场景的实写——诗歌所写的乃是那样一张在死亡线上穿行的魅影，一个被窒息、饥饿、毒、黑暗、枯萎、痛楚、死亡等自然强力紧紧逼压着的生命，在战争中死去的个体生命也不过是一个终将被淹没、被摧毁、被历史所遗忘的渺小生物。”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易彬是穆旦的资深研究者，这是他对《森林之魅》的分析。12年前，他作为博士研究生来南开大学开会，也是因为穆旦。这些年，他已经写出了好几本研究穆旦的专著。
查平和哥哥查英传一起回国参加这次纪念穆旦的会议。查平是穆旦最小的女儿。穆旦去世时，她未满17岁。她记得小时候，父亲说起过自己在军队中差点死掉，只是长官给药才让他活了下来。她并不知道父亲参加的是哪个军队，不知道他参加的战役是在何处。好多年后，在读到父亲写的《森林之魅》后，看到那些被幻化的惨烈和恐惧，她才明白父亲经历了什么。“年龄大了，我才读懂了父亲的一些诗，年轻的时候真看不懂。”查平如今非常有感触。
在父亲生前，穆旦的子女们只知道他是“右派”，别的了解不多。
年少时，查英传在自己的“家庭出身”一栏写的是“职员”。穆旦那时候是南开大学的职员。直到2006年，查英传和一些穆旦的研究者在南开大学档案馆看到了父亲的档案，穆旦“本人成分”一栏写的是“伪军官”。
1934年7月10日，天津法国花园亭
办报
在南开大学，查英传继续跟我说着穆旦的“历史”。“他在东北办《新报》的时候，青年军207师给发的薪水，这也是一个历史污点。”
1946年4月22日，穆旦和友人在沈阳创办了《新报》，穆旦任主编。《新报》受青年军207师资助，但并非军队机关报。师长罗又伦挂名“董事长”，为办报找房、筹款、供应纸张等等，但并不过多干涉具体业务。这份报纸开始是一张四开小报，5月7日改版，成为对开大报，后来还曾扩版到对开一张半的大版面。《新报》发展迅速，成为东北重要的报纸。
穆旦此时办报，除了罗又伦的邀请，还因可以获得稳定收入，在东北居住，离身处北平的家人较近，便于照顾。“通过办报为战后的和平与民主开始新的‘探险’，不失为诗人再度搏求的初衷。”这是李方的看法。李方是恢复高考之后上大学的那批大学生中最早研究穆旦之人。与穆旦有关的许多著作后来都由他主持编撰。“我当时读了穆旦的诗，觉得写得太好了，但纳闷的是，这样一个人，文学史上怎么一个字都没有？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是孙玉石，他研究中国现代诗歌，我就跟着他发掘史料，开始寻找穆旦。”李方找到了许多《新报》的资料。
从《新报》刊登的文章能看出穆旦办报的主旨。1947年4月22日，《新报》周年纪念特刊，穆旦以主编身份撰文——《撰稿和报人的良心——为本报一年言论作总答复》，摘录其中片段如下：
一年来看了不少的新闻稿，发现报纸文字也有一个不自觉的积习，就是好阿谀官吏，这倒是自己凑上去的。时常看到“某局长亲临致训”，“听众无不动容”，“经某市长如此改善，民众无不感激涕零”。有时明明是民生凋敝，偏要说“万民同庆”，“溥海同欢”；明明是随随便便一个仪式，偏要说它“隆重严肃”；明明无精打采，偏要说它“精神奕奕”。报纸文字不但变成僵死的硬壳，对于民众也灌输了不良的概念，仿佛官吏都是高高在上，永无错误，永远庄严的偶像……
要报人富有良心、明智和勇气，三者不可缺一，然后才可以真有“替老百姓说话”的报纸。本报同人愿意本着这个目标，与本市报界同人共勉之。
良心、明智和勇气——这又让人想起电影《无问西东》里的话——“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从自己心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这不是时代的幻光，这是一个时代的闪耀之处。穆旦希望呈现的是一个“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诗句出自穆旦《诗八首》）。
可是，到了1947年7月29日，《新报》接到国民党辽宁省政府通知，限令其即日停刊。《新报》公开向社会发出呼吁，据理力争。
《新报》被停刊的原因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因为揭露辽宁省主席徐箴有贪污嫌疑。一种说法是“替共军夸大四平战役”。另外，穆旦会讲俄语，和俄中友协人士有所接触，一些人觉得他有“左”的倾向。
李方研究《新报》历史发现，当时207师驻地由沈阳转至抚顺，省政府趁师部换防而鞭长莫及，迫不及待下令《新报》终止发行，根本未容报社注册的属地沈阳市管理当局插手过问，而是直接派省警备厅将报社查封。
1947年2月，沈阳，《新报》办公室
为了办报，穆旦几乎停止了写诗。《新报》开辟了副刊，发表了冯至、沙汀、叶圣陶、俞平伯、袁可嘉等人的作品，也让朱磊这样的失业青年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机会。朱磊的一篇描述新婚生活艰难的日记获得了《新报》1947年元旦征文第一名，奖金一万两千元。这笔钱让困窘之中的年轻人添置了家具，感到了片刻的欢欣。穆旦还亲自去他们“简陋不堪的日式小屋”里访问，看望获首奖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