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变化总是让穆旦思考希望与“希望”。1957年的《葬歌》里的“希望”是打上引号的，这是一种疑问。也许让穆旦产生疑问的是他心中的理想，欢乐总是与痛苦并行。“没有理想的人像是草木，/在春天生发，到秋日枯黄，/对于生活它做不出总结，/面对绝望它提不出希望。”这是穆旦在1976年写的《理想》中的诗句。这是他的思考。穆旦和他的诗像是闯入的“捣蛋分子”，他在1957年发表的那些晦涩的诗句很快遭到了批判，而他本人在1958年被宣判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穆旦被赶出外文系，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也就是打扫卫生。他在1959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五日起，我自动打扫图书馆甬道及厕所，每早（七时半）提前去半小时。这劳动对自己身体反而好。前两日，冯老（当时的图书馆长）找我谈一次话，我曾要求增加工作时间，他说组织说不用。告我要紧的是精神愉快，做事才能积极主动。”
穆旦拿到“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判决书，过了两天，先去告诉岳父周叔弢，然后把周与良叫到岳父家才告诉她。穆旦虽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机关管制三年，但仍和家人住在一起。
穆旦的岳父周叔弢当时是天津市副市长，帮不了自己的女婿么？我向查英传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可能看在我外公的面子上，才没有给他下狠手。父亲应该还是沾了光。”查英传说。
周叔弢是天津的著名人士，实业家、收藏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家是祖籍安徽东至的望族。周叔弢的祖父周馥曾任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穆旦和周与良结婚之后，好友杨苡曾开玩笑说他是“豪门贵婿”。
1944年1月30日《智慧底来临》手迹
之后的穆旦只是沉默寡言。“从此我们家没有亲朋登门，过着孤寂的生活。”图书馆楼道和厕所每天至少打扫两次，原有的工人监督穆旦劳动。
1962年初，管制解除，但每逢“五一”、“十一”节假日，穆旦要去图书馆写检查。他受管制三年，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春节期间，他不能带孩子去北京拜年，只能推说忙，把父母接来天津。
“文革”开始之后，穆旦一家境遇更糟。1968年6月，他们被从东村70号赶到了13宿舍。一家六口人被扫地出门，搬到一间仅有17平方米、朝西的房间。许多物品都堆放在楼道和厕所里。屋里有两张床和一个书桌。桌子又是切菜做饭的地方，又是饭桌和书桌。每天等大家吃完饭，穆旦把桌子上的杂物整理到一边，开始工作，直至深夜。不断地工作，不断地翻译，大概是他能暂时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来的唯一方式。
1965年秋，穆旦、周与良和四个子女的合影
1969年11月6日，南开大学将一批人及其子女一律下放到河北完县。穆旦被隔离在一个公社，周与良带四个孩子在另一个公社。两个公社相隔几十里。不久，中小学开学，四个孩子回天津。夫妻两人仍处完县两个村庄。
1970年1月，穆旦步行几十里去探望妻子。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他向妻子自责，不是因为他一家人不会这样。他只停留了半小时，便又往回走，因为还要走几十里地才能回到公社。周与良送他到村口，看他走远了，才回村。“从后面看，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当时他仅52岁。”这是那个年月里动人而心酸的一幕。
交往
许多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查良铮是因为王小波。他在那篇流传甚广的《我的师承》里提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查良铮，他认为查良铮的翻译让他知道了什么是最好的文字。
与王小波年纪相仿的文学青年很早就知道了查良铮。查英传在内蒙插队当知青的时候，有一次到别的公社去玩。有人见他姓查，来自天津，就试探着问和查良铮是什么关系。查英传感到惊讶：你们怎么知道我父亲？别人说，我们读他翻译的诗都好多年了。孙志鸣就是这样认识查英传的。
穆旦喜欢跟造访的年轻人聊天。“父亲要是在世的话，一定会跟你交好朋友。当时好多年轻人来我们家。我记得有一个部队的战士，工农兵学员，到我们家去，我父亲不知道他是来干什么。他说他喜欢诗歌，想找他请教，父亲特别高兴。”查平说，“他自己整天在屋子里写东西，可能是翻译诗，也可能是在写诗。我那时候学弹琵琶，制造了很多‘噪音’，家里人不愿意听，他就叫我到屋里弹，他写东西是非常投入的，周围的声音不会干扰到他。我在那里弹，他在那里写。我以前以为做学问的人都这样，可是后来，我再没见过像他那么疯狂工作的人。”
查平提到，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她看到家里一本“穆旦”写的书。“我爸爸对我说，这是我的笔名。我说为什么叫穆旦呢？他说把‘查’字拆开，就是‘木旦’。”这是穆旦极其少的向子女说起他就是“穆旦”的时刻。在查平的印象里，父亲虽然这么倒霉，经历了这么多事，但仍然是挺幽默的。
那些年的来访者中，有一个年轻人叫郭保卫。郭保卫跟穆旦的交往几乎为中国保留下了一段重要的诗歌史，让后人了解了更多的穆旦。
70年代，穆旦与杜运燮
郭保卫与穆旦结识，是通过老朋友杜运燮的介绍。1975年夏天，穆旦在北京度暑假。郭保卫当时是北京东方歌舞团的青年演员。在此之前，他看过查良铮翻译的《青铜骑士》、《普希金抒情诗选》等作品，他向杜运燮打听，明白了查良铮就是穆旦。
他把自己写的诗给穆旦看，此后，他们多次书信来往，谈论诗歌。
郭保卫与穆旦有过三次会面，留下书信29封。郭保卫说：“他需要的也许并非有资格的诗歌与翻译评论家，而迫切需要和久久渴望的，应是心灵的理解与沟通。”
穆旦和郭保卫第一次见面后，两人在北京火车站告别，穆旦向郭保卫提出了问题：“你为什么弄诗呢？”“你当个演员，多快乐，为什么要和我认识呢？”
此后的通信中，穆旦发表了对诗歌或写作的真知灼见。
——奥登说他要写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就是前人所未遇到过的独特经验。我由此引申一下，就是，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最重要的还是内容。注意：别找那种十年以后看来就会过时的内容。
——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会成了时代的作品。
——谈到文学写作，过去的文学题材内容既窄而又不符合许多现实现象。因此留下生活上的一大片空白没有得到反映。这是我感到值得注意的。
……
穆旦喜欢鲁迅，他在信里跟郭保卫谈到过鲁迅。
1973年后，穆旦买了不少重印的鲁迅著作。穆旦在《热风》扉页写下鲁迅的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查英传在穆旦百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说到了鲁迅的那本《热风》以及父亲的题字，他觉得这就是父亲的人生信条。“他面对人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1976年，一件令穆旦高兴的事情是，“四人帮”倒台了。“‘四人帮’倒台的时候，是我告诉他的。我说，‘四人帮’倒了，你知道吗？他就笑一笑。”查平说得很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