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趾、以
为木等，都是以三叉表五指（趾）或众多的树枝，
（三个人字）表众人并立，犇（bēn，奔）表奔跑，磊表众石，焱（yǎn，眼）表火苗，矗（tà，沓）表快速说话，劦（xié，协）表一齐用力……这些都说明以“三”为“多”深深印进了民族的意识之中。
以“四”为“多”应该稍晚，这与数学的进位观念有关。现在通行的十进位制形成更晚，在这之前，恐怕有过四进位的阶段。先民可能是从一年有四季、人有四肢、空间有四方等等现象受到启发，把四构成一个更大的单位这一方法推广到其他方面去。例如一车驾四马，以“驷”计车；皮革四张为一“乘”；称中国为四海之内；井田制以四井为邑；军队二十五人为两，四两为卒；一日夜分十二时，每时分四刻；二十八宿分为四组，称为四神，春秋时齐国量具以四豆为区（ōu，欧），四区为釜。四进位也可能是二进位的推衍。大家知道，《周易》和现代计算机同是二进位，二而一一。两个“一”也就是四，所以《周易·系辞上》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
“九”成为表“多”的数字，是在人们对数字的认识相当深入的时候。中国古代的人以“九”为阳数，是数之终了，因为“九”只要再加个一，就又回到了“一”（不过已经是进位后的一）。可见以“九”为“多”，与十进位的确定很有关系。
正是因为人们对数字的认识、对最大数的掌握是逐步发展变化的，各个时代的数字观念有所重叠交叉，因而作为人们生活和观念的记录，文献典籍把这些似乎相互不能包容的现象都同时保存下来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动态的东西在文献中沉淀下来，以平面的形式呈现在后人面前，难怪懵住了不少人，包括古代的大经学家们，对一些三呀六呀九呀挖空心思去考证，非要弄清楚确指是什么方才罢休。
“三”也可以表示“少”。
有一位中学语文老师问我：《愚公移山》中“荷担者三夫”一句中的“三”，一般选本都注译为“三个”，似乎不妥，是不是理解为“多人”更好？
《愚公移山》的原文是这样的：
……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通观全文，处处是神话色彩，朦朦胧胧，愚公连个姓也没留下，还不如那位刚刚换牙的小男孩。就说这里所引的几句，先是其妻提出两个问题：劳力和移置的场所。得到的口头回答只是后一点，劳力问题是用事实回答的：“子孙荷担者三夫”和京城氏的“遗男”。这并没有解决其妻之疑，也是下面智叟出场的铺垫。在通篇含混的笔法中唯独劳力的数字咬实，确实不大协调。那位语文老师的疑问是有道理的。
但把这个“三”理解为“多”也不合适。依我看，这个“三”是表示少，全句是说愚公率领着不多的几个强劳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