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
《二妃游江滨》为第二首。这首诗的前四句是叙述刘向《列仙传》中的一个神话故事：“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水边），逢郑交甫。”交甫见而悦之，下请其佩，二女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揣之，“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这里借用此故事来发端起兴：叙江妃二女游于江汉之滨，自由逍遥地顺风飘舞，郑交甫遇到了她们便一见钟情，请她们解环佩相赠以为信物，二女答应了他的请求。交甫把环佩藏在怀里。那两位神女都年青美貌（婉娈），浑身飘散着香气。
以下八句则与《列仙传》记载不合，乃是诗人借题发挥的想像，写双方别后的缠绵相思，赞扬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猗靡”，婉曲缠绵之意。“倾城”和“迷下蔡”，皆形容女子的绝世美貌。《汉书·外戚传》载李延年歌曰：“绝代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臣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地名）。”这四句写郑交甫别后对二妃情致缠绵，衷心相爱，永世不忘；二妃那倾城倾国的美好容貌，已深深地印在交甫心中。“感激”四句则写二妃对交甫因相思而产生的离愁别恨。“萱草”即谖草，据说见之可以忘记忧伤，故又名忘忧草。“兰房”，犹言香闺，即妇女居室。“膏沐”，古代妇女用的发油。这四句是从《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北堂阶下）”，“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几句蜕化而来，描写的是二妃因感动于交甫的衷心爱慕而产生思念忧仿，不能自已，欲得萱草栽种到兰房，随时凭窗望见，借以忘忧。“女为悦己者容”，可现在对郑交甫徒有相思而不得见，因而头发散乱也懒施脂粉，倦于梳理；心中切盼交甫到来，可他偏偏不再来临，就像亟盼下雨而天空却偏偏出现太阳一样，使人怨恨不尽。诗人在这个神话爱情故事的锺事增华的描述中，自然寄寓了无限深长的感慨，所以结尾二句突转发问：怎么当初像金石一般坚固的情谊，会在旦夕之间，便离异断绝而令人悲伤呢？
阮籍发言玄远，文多隐避。这首诗的主旨亦复如此，以至千古之下，众说纷纭，或言是讽刺爱情不专（如沈约），或言是比喻君臣遭际（如何焯）。而元人刘履解说最详：“初，司马昭以魏氏托任之重，亦自谓能尽忠于国；至是专权僭窃，欲行篡逆，故嗣宗婉其词以讽之。言交甫能念二妃解佩于一遇之顷，犹且情爱猗靡，久而不忘。佳人以容好结欢，犹能感激思望，专心靡他，甚而至于忧且怨。如何股肱大臣视同腹心者，一旦更变而有乖背之伤也。君臣朋友皆以义合，故借金石之交为喻。”（《选诗补注》）此说认为“金石交”是比喻曹魏皇帝和世为曹魏重臣的司马氏，大致是正确的。所以，这首诗应该说是讽刺司马氏之作。
全诗通篇皆用比兴寄托和反衬对比手法，诗意曲折隐微。本为讽刺现实君臣关系，却借用遥远神话爱情故事，而又加以想像渲染，这已够“玄远”了；而结尾二句本是读者寻绎其寄托的关键，但诗人又只通过用典发问微露端倪，并不明言；且诗中多用典故，使意旨愈益隐微迷离。此即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诗品》）。以男女情爱喻君臣离合，屈原《离*》、曹植《七哀》等诗早已有之，但那是正比，而此诗却是反喻。前十二句全是为反衬结尾二句的，以形成强烈的反差。至于其所以如此隐微曲折，自然是由于时代和处境使然。
其三
《嘉树下成蹊》为第三首。此诗的前四句说：在东园的桃李这样的嘉树下，曾经聚集过很多的人，热闹非凡；但当秋风吹得豆叶（“藿”）在空中飘荡时，桃李就开始凋零，最终便只能剩下光秃的树枝了。由此，诗人领悟到了一个真理：有盛必有衰，有繁华必有憔悴；今日的高堂大厦，不久就会倒塌，而成为长满荆棘、枸杞等植物的荒凉之地。——这就是第五、六句的诗意。
既然如此，眼前的功名富贵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没有当前的显赫，也就不会有未来的没落的痛苦吧。所以诗人在其后的四句中又说：我不如赶快离开这个名利场，骑马到西山去隐居；这样做虽然要抛妻撇子，但在这个世界上我连自身都保不住，又何必对妻子恋恋不舍？然而，这也不是一条可以使人生获得安慰的道路。从名利场逃避到山野，也不过是使自己从园苑中的桃李变为荒郊的野草罢了。桃李开始凋零时，野草虽然仍很茂密，但到了年底，严霜覆盖在野草之上，野草也就完结（“已”）了。在此诗的最后两句中，诗人就又轻易地否定了他自己找出来的解脱之路。
所以，从此诗中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人生实在太悲哀了。目下的繁华固然预示着他日的灭亡，但舍弃了繁华又不能逃脱灭亡的命运。那么，问题是：解脱之路到底何在？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这样，诗人从桃李初盛终衰这一日常现象开始，一步紧一步地揭示出了人生的脆弱和空虚；他考虑到了可能的退路，然后把它堵死，于是使读者真切地感到了绝望的恐怖。在这样的揭示过程中，读者可以体会到诗人自己的情结也越来越焦灼和悲观。
其实，个人的生命本是极其有限的，如果只着眼于自己，就永远不能获得生命的寄托，把握人生的意义。换句话说，就个人而言，生命的寄托本在身外。然则，对阮籍如此苦闷的原因，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在他那个时代被认为值得为之献身的神圣的事物（包括在当时被传统的价值观念所肯定的一切神圣的事物），对阮籍来说都已失去了神圣性，他并不以为把自己的生命与它们结合起来就可使生命获得价值；在他看来，个人的生命远比这些东西贵重，但生命又是如此短促，转瞬即逝，所以他不得不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深重悲哀之中。就这点来说，阮籍诗歌中的悲观其实包含着对封建意识扼煞个人的某种朦胧的不满。
当然，阮籍的那个时代是个恐怖的时代，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不少士大夫遭到残酷的*害。阮籍自己的处境也并不好。他对这样的政治现实是憎恶的。所以，他的诗歌不能不含有对政治现实的反拨。以此诗来说，“去上西山趾”的西山，乃是殷末周初的伯夷、叔齐隐居之所，他们因反对周武王伐纣，就在西山采薇而食，以表示自己不与周政权妥协，不吃周朝的粮食。阮籍说要到西山去隐居，可以被解释为不愿与当权派合作而要步伯夷、叔齐的后尘。但根据一般的封建观念，伯夷、叔齐所做的乃是使自己万世浇芳的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也正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所在。但阮籍却仍然不能从这种行为里得到任何安慰，却发出了“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的深沉感喟。所以，他的诗歌绝不只限于对政治现实的反拨，更体现出对于人生价值的新的求索；这后一个内容乃是在那以前的我国诗歌中所从未出现过的新东西。在研究他的诗歌时，如果只看到前者而看不到后者，那就未免成为买椟还珠了。
其六
《昔闻东陵瓜》为第六首。这是一首咏史诗，向来索解纷纭，其中沈约的解释最具代表性，后来者亦多不脱其窠臼。沈约说：“当东陵侯侯服之时，多财爵贵；及种瓜青门，匹夫耳！实由善于其事，故以味美见称，连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赡己，乃亦坐致嘉宾。夫得故易失，荣难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财兴累。布衣可以终身，岂宠禄之足赖哉!”照沈约的说法，这首诗是咏东陵侯召平一人之事。但召平种瓜，意在归隐，当不至于要“坐致嘉宾”。究其实，此诗当是咏召平和萧何二人之事。《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陈豨、韩信反，吕后用萧何计*韩信。高祖“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诗以“昔闻”二字领起直贯以下八句。“昔闻”者正是咏史句法，闻事于史书，故谓“昔闻”。前四句咏召平事，点明召平所种之瓜名及种瓜之地点，复形容其瓜田之大，种瓜数量之多。“五色”以下四句咏萧何事。但“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仍就“东陵瓜”言之，谓召平所种“东陵五色之瓜，登于相国之盘，在朝日中晖曜，而相国之座上，嘉宾四面来会”（陈伯君校注《阮籍集》语）。这二句虽出于陈先生的想象，但也是合理的。相国之堂“嘉宾四面会”自是常情，而召平与萧何素有交往，故其瓜“登于相国之盘”也自属可能。“膏火”句是“多财”句的比喻，犹言多财的患害犹如膏火的自煎。这里仍是咏萧何。萧何被迫“悉以家私财佐军”，以及后来被刘邦以“多受贾人财物”的罪名“下廷尉，械系之”，虽说是由于刘邦对臣下的猜忌，但也未始不是多财的患害。“布衣”二句收束全篇，上句言召平隐居种瓜，以布衣平民之身得以安享天年；下句言萧何虽宠禄有加，却犹如膏火自煎，故宠禄不足赖也。
关于此诗的寄托，古人多有猜测，唯方东树“此言（曹）爽溺富贵将亡，不能如召平之犹能退保布衣”（《昭昧詹言》卷三）之论庶几得之。因为曹爽曾为相国，宠禄正与萧何相埒，故阮籍作诗讽其事，亦未必不可能。
咏史诗贵在不就事论事，而要从其中翻出新意，或是论证人生哲理，或是以古讽今，或是抒作者难言之怀抱。此诗则正是以召平、萧何的对比论证人生的大道理——“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其实，这道理本是简单而明确的，但古往今来，却又没有几人真能明了并实践之。诗人言及于此，不由得感慨系之。《咏怀八十二首》许多诗篇往往在抒情咏事中以极精炼的诗句抽象出深刻的人生哲理，使诗篇既富有情趣又不乏理趣，这也是阮诗的一个特点。
阮籍《咏怀八十二首》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它受到了后代文人学者的重视。梁朝沈约、唐朝李善开辟了阐释《咏怀》诗的道路。在阮籍《咏怀》诗问世以前，诗史上并没有以“咏怀”为题的诗篇。当昭明太子编辑《文选》的时候，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已经炳然于诗史，所以《文选》在诗部划出“咏怀”一类，并选取了阮籍《咏怀》诗十七篇列于此类之首。这个事实说明阮籍在诗歌历史上有着一份开创之功。从《文选》诗部的细目上看，阮籍《咏怀》诗在《文选》编者心目中有着文体开创者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