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万丈，也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淡泊洒脱。
他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柔浪漫，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缱绻深情。
同样的天纵之才，比之李白，他多了几分忧国忧民的情怀，同样的命运多舛，比之杜甫，他又多了几分乐观旷达的心态。
从眉州到汴州，他历遍了人生的繁花似锦、烈火烹油；从惠州到儋州，他也受尽了命运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
举杯提箸，便带起了满身的人间烟火，挥毫泼墨，又占尽了尘世的绝顶风流。
人生如逆旅，他竹杖芒鞋的身影在时光中轻轻走过，两宋三百年的绝代风华，才最终成就了一个光耀后世的名字——苏东坡。
眉州：用神话的开头为天才加冕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7）冬天，四川盆地西南、岷江之畔的风雅小城眉州，一个名叫苏轼的男婴呱呱坠地。
据说其出生前一年，家乡附近的彭老山便开始百花不生、草木枯萎，连鸟兽亦避走它处，直到多年后当地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此地灵气尽被苏轼一人吸走。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王侯将相诞生，必然伴随天地异象，如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便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宋太祖赵匡胤降世时，也是“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
类似这种声、光、电毕现，色、香、味俱全的离奇故事，似乎是专门为了证明大人物们的“生而不凡”、“天命所归”而添加的注脚，而这种充满神话色彩的叙事风格，也几乎成为后世史书的惯用笔法。
但九百多年前彭老山那一场突如其来的气运流转，或许并非出自史家事后的刻意编排，我更愿意相信，那是大自然对这位中国数千年来独一无二的天纵之才，所给予的绝无仅有的慷慨馈赠。
长子苏轼出生两年之后，1039年，苏家又迎来次子苏辙的降生。父亲苏洵为两个儿子取名都与“车”相关，其中也是大有深意。
车舆，通常为负载之物，而承载万物的大地，自然便是最大的车舆，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与苏洵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如出一辙。
只是苏洵可能也没有想到，“轼”、“辙”这两个字，冥冥之中也昭示了兄弟二人一生的命运。
“轼”是车上的扶手，是整架车最显眼、装饰最华丽的部分，苏轼天纵之才，无疑是两宋最耀眼的风流人物。
而“辙”是车辆碾压后留下的痕迹，虽与车的本体并无关联，但无论车辆发生怎样的灾祸，车辙都不会被殃及池鱼。
所以，“木秀于林”的苏轼，尝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而与兄长相比，苏辙的才情虽稍逊风*，但仕途却相对平顺，不似其兄一生坎坷、颠沛流离。
汴州：他一出场，便惊艳了时光仁宗嘉佑二年（1057），苏洵陪同苏轼、苏辙兄弟由眉山老家赴京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
当苏轼第一次出现在开封街头时，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会在今后的文坛掀起怎样的滔天波澜。
1057年的进士科，在中国科举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唐宋八大家”中苏轼、苏辙、曾巩三人均在此科及第，而且还涌现出了九位宰执和大批顶尖学者，因此也被后世公认为千年科举第一榜。
而颇具传奇色彩的是，苏轼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令主审官梅尧臣拍案叫绝之余，其中又有“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人。皋陶曰*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这样的佳句。
作为整篇策论的支撑性论据，这个皋陶欲*人而尧劝其宽恕的典故，论点清晰、论据充沛，且用典十分到位。
梅尧臣虽倍感精妙绝伦，但饶是这位满腹经纶的大儒，脑海中穷尽四书五经，一时之间也不知典从何来。
连忙将此卷送至另一主考官员，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共同审阅。
从宋朝开始，所有科举试卷均采取“封弥”这一保密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基本信息用纸糊住，以保证阅卷的公平。
苏轼的文章欧阳修内心也是大加赞赏，但其暗忖如此锦绣文笔，很有可能出自门生曾巩之手，为避免嫌疑，欧阳修只得将这份理应独占鳌头的试卷判为第二。
不过颇为尴尬的是，放榜之后，欧阳修才发现，原本位列第二、如今高居榜首的，正是其弟子曾巩，而那篇精妙的文章，竟是出自一位叫苏轼的四川举子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