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梅尧臣问及文中典故出自各处时，苏轼的回答竟然是“想当然尔”。
虽是杜撰却毫无造作之处，信手拈来却又浑然天成，苏轼的惊才绝艳和不拘一格由此也可见一斑。
1057年的礼部会试，虽然在阴差阳错下与“会元”擦身而过，但初出茅庐的苏轼牛刀小试便已然锋芒毕露。
而这个眉山青年的才情更是令欧阳修、梅尧臣这样的文坛领袖都赞叹不已。在欧阳修的大力推荐和再三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每逢其新作出炉，立刻就会传遍京师。
只是苏轼身上的奇迹仍在继续，1061年，他又在制科考试中取得了“入三等”这一惊人成绩。
制科考试，是为国家选拔“非常之才”而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
与科举考试相比，参加制科不仅需要有公卿大臣推荐，而且录取率极低，有宋一朝，进士及第的人数大约有四万人，而成功通过制科考试的只有区区四十一人。
考试成绩虽有五等，但一、二等实际都是虚设，苏轼“入三等”的成绩，在整个宋朝的制科考试历史上，也仅有四例，苏轼之前百年，更无一人得此佳绩。
虽然说“文无第一”，但仅就应试能力和科举文章而言，苏轼也绝对是两宋最顶尖的人物。
杭州：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但正当苏轼准备大展拳脚之时，1066年，父亲苏洵不幸病逝，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扶柩还乡，为父守孝三年。
待到丁忧期满，苏轼重新回到朝堂之上，已是1069年。此时，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苏轼虽然文采风流，但其政治观念却偏向保守，主张循序渐进，面对王安石大开大合、急于求成的改革手段，他内心极为抵触。
彼时，其初入官场，毫无根基，却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政治心态又极不成熟，竟屡屡上书痛陈变法之弊端，甚至利用自己任国子监考试主考官的机会，出题嘲讽王安石蒙蔽圣上，独断专行。
很快，“愤青”苏轼就为自己的年轻气盛付出了代价——熙宁变法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而身为宰相的王安石又深得神宗的信任和支持，与“拗相公”宣战的结果，是神宗对其数次的重要提拔，都在王安石的坚持下遭到否决。
而变法的支持者和王安石的拥趸们，更是借此机会对苏轼进行不遗余力地攻讦。
朝堂这个是非之地，眼见已难立足，再待下去，则恐有引火烧身之虞。
因此，苏轼主动申请出京任职，而神宗尽管对其才学非常欣赏，但无奈苏轼终不能为改革变法所用，只得同意将其外派至杭州任通判。
三年杭州通判任期结束后，苏轼再次请调密州任职，在此期间，一篇《江城子 · 密州出猎》不仅让密州名扬天下，更是开宋词豪放派之先河。
从1071年开始，苏轼参与主持地方工作长达八年，先后历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等三地知州，而这八年的时间，苏轼的政治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尤其是1086年，第二次出任杭州知州时，苏轼致力于当地的市政建设和民生发展，修建水利、疏浚西湖，又利用挖掘的淤泥和杂草堆筑出了著名的“苏堤”，更为杭州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
地方上的政绩斐然，也从侧面证明了苏轼绝非纸上谈兵之辈，他不仅写得出针砭时弊的策论，更当得好忧国忧民的父母官。
元丰二年（1079），四十四岁的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并按照惯例向皇帝呈上谢表。
岂料这道《湖州谢上表》，不仅给苏轼带来了牢狱之灾，更深刻改变了其此后的整个人生。
黄州：大江东去，东坡新生“谢表”原本不过是官场上的例行公事，格式、内容几乎都有固定的模板。
但已年逾不惑的苏轼，仍不改当年的愤青本色，在对皇帝表达感谢的同时，又夹枪带棒地发了几句牢*。
很快，苏轼的谢表就在朝堂之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御史何正臣率先发难，弹劾其讥讽新政，一石激起千重浪，御史舒亶、李定，国子监李宜之等人随即群起而攻之，攻击的对象也由最初的谢表迅速扩散到针对苏轼的所有文学作品。
而客观地说，苏轼之前的诗文，部分内容确实有抨击新法的倾向，给了别有用心之人以口实，而更关健的是，一旦调查取证的范围扩大，过分解读、刻意的歪曲事实和污蔑，必然是防不胜防。
苏轼被弹劾的罪名，也由最初的“讥讽新政”逐渐升级为“蛊惑人心”直至最严重的“诋毁圣上”。
而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面对朝臣汹涌而来的奏折，以及从苏轼文章中找到的如山铁证，宋神宗再爱才，也只能将苏轼移交御史台审理。由于御史台上遍植柏树，常引来乌鸦栖息，因此也被称为乌台，而“乌台诗案”可以说是苏轼一生最大的劫难，也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
就这样，本来刚准备在湖州开始新生活的苏轼，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为了阶下囚，此后更差点被判处极刑。
好在不少保守党人为苏轼求情，包括太皇太后曹氏、宰相吴充等人亦出面力保。甚至连之前的政敌、已经卸任宰相的王安石也施以援手，连夜上书神宗道：“岂有盛世而*才士乎”，加上宋朝不*文人的祖训，神宗最后才赦免了苏轼的死罪，将其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
但所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黄州的这个地方小官，既无实权，更乏俸禄，只不过是个挂名在当地、受监督的犯官。
从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到贬谪落寞的戴罪之人，苏轼还来不及感叹世事无常，就要抓紧时间解决穿衣吃饭的现实问题。
面对生活的困窘，苏轼主动向黄州官府申请了五十亩荒地，因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之外，苏轼称其为东坡，而自称“东坡居士”。
在放下身段从事劳动生产的同时，苏轼也在深刻反省自己前半生的愤怒、尖刻，心灵的寄托由官场名利转移到对大自然山水的流连和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其精神境界更是由具体的政治忧患升华到宽广的人生思考。
走出官场失利的阴影，苏轼的心境愈发豁然恬淡，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苏轼的闲情逸趣继续发展为对口腹之欲的热爱，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等美食相继诞生。
而黄州四年，不仅是苏轼最快乐的时光，也是其一生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1082年，他来到黄州赤壁矶，面对滚滚江水，感怀历史、人生，展开歌咏，苏轼的千古绝唱、宋词中震烁古今的伟大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由此横空出世。
1082年春，偕友郊游遇雨，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更是完美诠释了其逆境之中超凡洒脱的人生态度。
大江东去，曾经疾恶如仇、桀骜不驯的苏轼成为了历史，人间却从此多了一个更加成熟、旷达的坡仙——苏东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