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北京涌现出一批向往纯文学的作家，他们不在意宏大叙事，也不想在文章中讨论政治问题，只想描述一种自然、淳朴和淡然的人生状态，这群文学家后来被称为“京派”作家。
作为“京派”作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汪曾祺继承了“京派”文学的诸多特点，尤其是将老师沈从文身上展现出的自然和恬淡气质完全内化，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一点，因为现代文学早已在众多大师，如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福克纳的带领下，开始了叙事技巧的“大更新”，文学家的笔法日趋精致和技术化，很少有人对朴素如水的文字感兴趣，换句话说，人们的文学审美，在潜移默化中已经适应了华丽的“匠气”，在这种情况下，汪曾祺几乎以一己之力，使“京派”文学重新受到关注，让这个正在消失的文学流派散发出一股隽永的余韵。
“京派”的复兴20世纪80年代，藉由政策的助力，国内文学界再次尝试接触西方文学，当时不管是欧洲文学还是拉美文学，给中国文坛的冲击都是巨大的，人们对于那些陌生文学巨匠的写作技巧、文字风格以及叙事结构统统惊叹不已，这种出乎意料的震撼感，从侧面展现了彼时中国文学的迷茫，面对已经成体系的西方文学，我们似乎还没有弄明白创作的方向和主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汪曾祺走上前台。
汪曾祺
汪曾祺的文风，既不是大江东去的豪爽，也不是晓风残月的萎靡，而是相对简素而平淡的，但这种平淡并非寡淡，品之无味，相反，读了汪曾祺的文字，读者总有一股意味深长的感觉。汪曾祺在80年代重新开始创作，文风与过去一脉相承，仍旧没有明显的现代感，但明眼人一下就看出了端倪——一种可贵的东西回来了。
那个肇始于新文化运动，经历了战争、迷茫、革命的重重考验，始终保持着自身特色的文学流派再次苏醒，那种与崇高、宏大、雄壮审美大异其趣的“京派”文学回归了人们视野。汪曾祺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后一个大师，文字上有四大特色。
青出于蓝汪曾祺文字的第一大特色，就是跟沈从文的文学追求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