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左同学
在我学写作的路上，有一个作家是我非常喜欢的，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很多时候当别人让我推荐作家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汪曾祺。
在中国文学史上，汪曾祺属于一个特殊的存在。在教科书中我们就能看到，他存在的时间长，跨度大，创作可以分为多个时期：上世纪40年代开始创作，60年代“中断”，80年代“大器晚成”。
想来这也是他的杂文中充满了淡然和各种看透的原因吧，经历得多了，自然也就知道了生活的真谛，明白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于是也发现了生活的底色。
最值得一提的，1980年，他的小说《受戒》获得北京文学奖，散文化小说文体的开创，俗中见雅的风格特色，以及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对小人物的关照，都标志着一种新的小说文体的诞生，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
喜欢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笔触温和，善于发现细微之处的趣味和美感，他说：“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
今天我想谈谈他的小说。在他的小说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他师承沈从文，关注人情人性的美，善于从传统文化角度再现乡土文化和民族心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沈从文的作品和汪曾祺的作品中看出。
在创作上，他始终坚持生活决定论。他的小说中有活生生的人，因为在他看来，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所以文学主要是写生活。他的小说类似散文，散散漫漫，因为“生活本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应该是散散漫漫的。”
在这种文学观念的指导下，他提倡作家应该多接触生活，多看多想，广博的生活积淀是文学创作的前提。
另一方面，他有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和民间文学修养，对散文的学习研究，影响他试图去打破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文体的界限，使文学呈现一种新的面貌。因此，他的作品中有着幽远的审美韵味。
接下来，我将从几个角度，具体来分析一下汪曾祺小说中的文化美学内涵。
一、传统文化影响深远汪曾祺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须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学——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思想多一些……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他的小说独树一帜，里面基本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历史背景的追溯，更多的是小人物与家长里短，弥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和中国传统的关爱精神。
他写日常、写小人物、写各种小吃、写平平淡淡，他用儒家中的“仁爱”来创造笔下的人物，在类似白描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看似平淡中的不平淡。
在一些具体情节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来自于传统文化的雅致和韵味，没有华丽词藻的搭砌，几乎全是最平实的文字，写出了昆明，高邮等地的民风民俗。
同时，他结合吃、喝、玩、乐，结合诗词，典故，让小说显得韵味十足。
例如，在《大淖记事》中，作家在前面的三节都在讲风俗，第四节才出现人物，在《故里三陈》中写陈四也同样。这样的情节设置，作家一方面是为人物安排一个合乎逻辑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作家精心描绘的水乡风俗，更多的成为一种渗透着抒情韵味的氛围。
在他的小说《鉴赏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叶三与季匋民谈画时，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叶三说：“紫藤里有风。”问原因，叶三说是因为花乱了。这种动静结合的“写意”手法，处处折射出汪曾祺深厚的艺术文化修养和传统文化功底。
关于传统文化，汪曾祺还特别关注民间传统，他擅长通过民俗传统的描写，把我们深深吸引在作家所创建的世俗生活中。
这样的场景有很多，例如在《大淖记事》中，作者描写东边的挑夫，“他们一到吃饭时，就蹲在草房门口，捧着一个蓝花大海碗，大口大口地吞食”；“他们每逢过节，除了换一件干净衣裳，吃得好一些，就是聚在一起赌钱”等等。
他的小说多忆旧事，写风俗，也写得很精彩。例如，他写来往于高邮和扬州之间的轮船上做小买卖的和卖场人（《露水》）；写扬州一带的“吃早茶”风俗（《如意楼和得意楼》）……因其作品中浓郁的地域特色和风俗民情，所以很多人将他列为寻根小说的一员。
他说：“我认为当代中国作家，应该尽量多读一点中国古典文学”，并身体力行地学习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的根基，只有以故为新，将古典文化和现代结合，才能写出更好的作品。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主张文学创作应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
汪曾祺曾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在他的小说中，没有宏大的历史背景，没有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化的矛盾冲突，可以说，他开启了一个新的经典化的过程，在这里，“意蕴深刻”已经不再是文学经典的必须要件。
这样的一种美学追求，一方面来源于汪曾祺本人的独特审美，另一方面，也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系。
在汪曾祺看来，作家应该写美的东西，而思想的挖掘，属于思想家的任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小说中有一个“贯穿性的主题”，就是“美与趣”。
他看重生活的趣味，作品中处处显露出“才子心态”，观察生活细致入微，善于从小处发现生活的美。他本人对这一点很清楚，也很坦白，如他一段常为人引用的话所说: “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应付; 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
当然，并不是说汪曾祺的作品没有思想性，而是他脱离了那种思想者的气质，没有说教意味，有意去营造一个能够使他摆脱文学批评思想性标准的低调意义系统。正如他提到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一样，他觉得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展示生活，思想或者意味，交给读者和批评家就可以了。
在写《受戒》时，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同时我们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擅长用文字表现画面，色彩鲜活，仿佛那些场景就直接展现在读者眼前。
“趣味”也是汪曾祺小说追求的特点，他说：“完全没有幽默感的语言是很烦人的。”他强调生活的重要性，喜欢贴近生活观察生活，喜欢美食和一切有趣的东西，因此，他的笔下，妙趣横生的生活场景比比皆是。
不为功利性而写作，因此他的小说有着更加浓厚的生活气息，潜移默化中启发读者思考生活，思考社会，思考属于各自的人生。
他的小说写的都是俗人，却处处透露出“雅”的意味，其实正如他的美学追求一样，他在用“雅”的形式讲述“俗”的故事，从而赞扬人性，肯定“俗”的价值观。
类似于他的老师沈从文，汪曾祺也非常看重语言和文体风格的重要性，注重文体语言的建构。汪曾祺曾经在1986年曾写过一篇《关于小说语言》的论文，纵论小说语言，而且提及了自己的小说语言，他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认为“文字游戏”对小说家说来不应该是贬辞。
所以他非常重视语言，追求语言本体论，认为语言是文学最本质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作品和他写的一些关于文学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汪曾祺提到过，“我认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不只是形式、是技巧。”“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语言的粗俗就是小说的粗俗，……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在他这里，语言不再是简单的载体，本身就成为了一门艺术，有思想，有内涵，有温度，有灵魂。
他强调语言具有文化属性，语言背后都是文化的积淀，是有来历的。
他说，“我们现在写作时所用的语言，绝大部分是前人已经用过的，在文章里写过的。有的语言，如果知道它的来历，便会产生联想，使这一句话有更丰富的意义。如果没有读过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我们就不会理解*的“落花时节读华章”。他反复强调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才是真正的当代文学。
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汪曾祺强调语言要贴近人物，同时作者的心也要贴紧人物，同甘共苦，这样才不会显得虚假。
另外，他强调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尽量要贴近人物，不能是死板的，僵化的，脱离生活的不真实的语言，要有地方色彩，更要写活人物。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相结合，都要贴近人物和具体场景。
四、善于描写小人物看电影时，我特别喜欢周星驰的电影，因为里面有各种对于小人物和小情感的刻画。对应到在文学世界中，我最喜欢的是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
汪曾祺的笔下，从来没有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几乎全是世俗生活中的小人物。
他说，“‘市井小说’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都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他们社会地位不高，财力有限，辛苦劳碌，差堪温饱。”这与他一直强调的生活决定论有很大关系，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小人物，就是这个世间的大多数。
同时，小人物的性格是复杂的，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挣扎与责任，他以仁爱的笔触去描写，不带悲悯，不带嘲讽，有的全是爱与温情。
他擅长营造生活化的场景，将人物放在最贴近生活的场景中去展现人物的全貌，他说，小说的每一个字，都渗透了人物。在汪曾祺的笔下，很少有坏人，因为他不愿意写，他想展现美好的东西，想写出人间至纯的美好情感。
在具体到人物语言时，汪曾祺强调，普通人的语言要口语化，要透露出人物的神采，同时，作家要在细微处用心。市井小民的语言不能像学者一样，作者要从他们本身出发，观察他们的生活，注视他们，体验他们的情感。正是这样的小人物和生活化的场景，透露出汪曾祺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仁爱之心和真正的善心。
【结语】
读汪曾祺的作品，仿佛亲历最真实的生活，里面有家长里短，有世俗风景，有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也有我们每个人共通的情感。他的作品中的文化意蕴，自然而不刻意，仿佛闲庭散步，娓娓道来，值得一品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