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汪曾祺全集》。之前作为汪曾祺的资深迷弟,我以为我差不多看完了汪曾祺的作品,直到读到《汪曾祺》,才发现汪曾祺著述之丰,写作之勤,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假粉丝。
我等这种一天日更1000字就觉得了不起的人,面对400多万字的《汪曾祺全集》,不觉汗颜无地,更感觉高山仰止,写作永无止境,跟前辈们比起来,我们真的是差太多了。戒之戒之。
1989年,汪曾祺有一个演讲,讲怎么写短篇小说,分了三个角度来讲,感觉非常精妙,远高于那些搞评论的文学评论家。不只是对写小说有用,对于我们写任何文体,包括写新媒体文,都大有裨益。特此在这里带小伙伴们一起读一下。
第一,思想性。汪曾祺说:
所谓思想,不是哪个中国的政治家或哪个西方的哲学家的思想,而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是作者对生活的思索,对生活的认识。写作当然要有生活,要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积累生活,但是有了生活不等于认识了生活,要经过一番思索。
中国文字很有意思,“索”是绳索。生活本来是零散的,得有根绳子才能穿起来。我在内蒙认得一位很可爱的干部,他的生活经验真是丰富得惊人。他从呼和浩特到新疆旧城拉过骆驼,打过游击,草原上的所有的草、大青山所有的药材,他都认识,他能说许多关于猪、羊、狼的故事,谈得非常生动。但是他不会成为作家,因为他不善于思索。作者的思索和理论家的思索不一样,不是靠概念进行的,总是和感情拌和在一起的。我想提出一个名词,叫做“感慨”。龚定庵诗:“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作家是长于感慨的人。
作家接触了一个生活片段(往往带有偶然性),有所感触,觉得这个生活片段是有意义的,但是这里面所含覆的,可引发的意义,一时未必能抓住,往往要经过长时期的积淀。
我的小说《受戒》附注:记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个题材确实在我心里埋了四十三年。我的几篇小说都经过重写。《职业》这篇极短的小说一共写过四次。最后一次,我先写了几种叫卖的声音,然后才写了那个应在学龄的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吆唤,把这个孩子放在“人世多苦辛”的背景之前,才更显出这个过早地为职业所限定而失去童年的孩子的可悲悯。
我喜欢汪曾祺的一点,就是他无论是作品,还是文学理论,都摒弃了意识形态那套东西。纯粹地就文学创作谈文学创作,绝对不整那些让人看不懂的玩意儿。他提出的“思想”,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东西,不是空中楼阁,更多的都是人间烟火,是有生命力有灵魂的东西,并且是纯个人化的,可以无关宏旨,可以自由表达的那种。如果失去了这样的思想,不能为你的文字灌入灵魂,那这种文字,就失去了生命力,成了僵硬的东西。
很多写作者一提到思想就怕,其实思想没有那么高深,它就在你对当下生活的观察、体悟中,是在你阅读、生活、阅历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形成的,对世界对自我对价值的看法。
你积累得浅,思想就浅;积累得多,思考得多,就体悟得多,思想就越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