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桂廷
(一） 考上招远一中
1965年初夏，一群群活蹦乱跳的孩子们在各小学老师的带领下，向招远城西北进发。
作为其中的一个小屁孩，13岁的我感到的是一路新鲜。特别是进那个大院前，首先看到的是，大门口边上竖着一块足有两个小孩高的大牌子，上面赫然写着九个大字：“山东省招远第一中学”。听带队的臧桂华老师讲，这是招远县的著名书法家、也是招远一中的教导主任王芳运写出来的。
走进招远一中大院，我们被安排在空旷的大操场上席地而坐，烈日炎炎之下，试卷被分发到我们手中。
考中学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我从小就喜欢考试，自然多了些许自信。“考中学”对于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讲，当初的确是很神圣的事。据说那些年好多人才能考上一个，特别是能考上招远一中，父辈们说那就成了秀才了。我大哥早我一年考上一中，大伯当年就是这么说的。
一个月后，当我把入学录取通知书捧送给大伯：“大爷，我考上中学了！”大伯正躺在病床上，听到这个消息，他很高兴，让伯母为我买了一支钢笔和一瓶蓝色墨水。
我们上初小时多用的是石笔，家里条件好的可以买一块石板，我和哥哥当时只能用黑瓦片代替石板，而这些瓦片因为没有像石板那样的木框边保护，常常被摔碎。到高小后，我的写字文具有所改良，用上了蘸水笔，只是墨水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用铅笔。
母亲给我买了一个印有小鸟的蓝色小书包，她是用旧布刷上浆糊打成一张张做鞋帮用的悫子，卖到收购站后才得到买书包的这份钱的。
尽管有了新书包，里面也没有多少东西，除了伯父给的钢笔和墨水，还有父亲给我做的一个本子，那是他去买了一张大开的纸，割成32开然后用曲别针给钉起来的。
从老家汤后村，我一溜小跑奔向三里地开外的一中大院。按照道西学校宣传栏里用大红纸张榜公布的分配结果，我到离榜文最近的一个教室报了到，那个教室门之上有个小牌牌，上面写着“16级1”。
或许我在小学表现算可以，刚入学，班主任李宝春老师举荐我作为学校学生会干部候选人，参加了全校十九个班（包括高中7个班）派出的两个代表参加的学生会干部选举。选举前候选人还要被主持人点名站起来向大家亮相，其中介绍到我时，有品学兼优的褒奖之词，还介绍说曾在冷家庄子中心完小担任过少先队大队长。这些话后来我猜测是小学班主任臧桂华老师在我的操行评语里写的。
臧老师曾经采访过我父母和伯父，亲笔写成了《孙桂廷的家史》，由教导主任许松堂拿着这份材料到中心完小各个班级去宣讲，后来知道那叫上政治课。
我当选为学生会干部的第二天，教导主任王芳运主持了学生会干部会议。校长郑涛宣布了学生会的干部分工，我担任学生会劳动部副部长，部长是高中部十级二班的于国安。
学生会的干部每周要值勤一天，配合全校值日老师检查学生纪律，包括每个夏午要到学生宿舍检查午睡情况并有所记录。值日当天早晨要和值日老师先碰头，由老师指点出当日值日内容，佩戴起值日胸章就开始了。记得我第一次的值日是配合体育组的姜宗第老师，他的块头是我的好几倍，说话也是粗声粗气的。
我哥回家告诉我父亲，“弟弟在学校值日时戴上那个小牌牌，俺同学都说很神气的，还能管着高中生呢！”除了值日，在周末，教导主任王芳运还要主持召开学生会会议，总结本周工作情况，布置下周的工作任务。
学生会劳动部还真是有活干，每周集体打卫生，学校的种地等大活或者什么突击性的劳动，我们必须首先要提前安排妥当。劳动部有分工，我负责检查高中部，于国安负责检查初中部。高中的大同学们看到我去检查常常报以笑声，估计人家有可能在笑话我。因为我当时实在是太矮小，在同学中排队经常倒数第一，但这并不影响我认真负责。考中学是那一个时期的兴奋点，我不仅仅顺利考上了招远一中，而且还经历了那么多难以忘却的事情。
(二） 班主任李宝春老师
初中那时光，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是李宝春老师 。李老师细高挑儿，瘦瘦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眼镜，很有一派学者风范。
刚进校的没几天，李老师把我叫到一棵大树荫下，谈了十几分钟的话，了解我在小学读书的情况。最后，他告诉我“考虑到你的情况，准备推荐你参加全校的学生会干部选举，选举是有两个差额的，祝你能选上啊。”结果如其所愿，全票当选。
李老师给我们上数学课，其绘声绘色的演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更为深刻的是，是他课外教育更加精彩。第一次是评助学金，他首先在黑板的中央写上“人民助学金”五个大字，然后就人民助学金的意义作用足足讲了20分钟。这实际上是一堂鲜活的政治课，使我们懂得应该怎样感念党和国家。
最为深刻的是，他在课余时间与全班同学一起学习*著作《纪念白求恩》，当他领读到一定段落，禁不住流下了热泪。这个难忘的镜头，我们同学聚会时也常提起。
记得我用英语讲授《诺尔曼·白求恩》时，曾向学生们讲起这段初中的往事。李老师是个共产党员，几个月后受党组织调遣，被派到文登县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
我一直认为，李老师并非一个甘于默默无闻的人，他步履过的地方，总要给别人留下一些难以忘怀的印记。他干得有声有色，活得有滋有味，交往有情有义，并非是他后来担任高中副校长后别人才给下的结论。1996年，时任北京大学一把手的任彦申教授曾经在我们一起议论过“一个受人拥戴的领导干部，应该是——有声有色的工作，有滋有味的生活，有情有义的交往”。这“三有”，冠之于李老师头上，或不为过。任彦申教授还这样说过“一个好领导就是一所好学校，一个好老师可以让学生受用一生。”
(三） 老校长郑涛
第一次见到郑涛校长，是我参加学生会干部的第一次会议。他公布了学生会干部分工后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就走开了。后来听说，他刚调来没有多长时间，原来是掖县教育科长（局长）。所以文革开始阶段基本上没有累及到他。
文革后期郑涛校长被下放到冷家庄子小学，我得知他到我的母校小学后，几次约十五级二的冷大光同学去看望他，从此联系多多。
在我们最初的印象里，郑校长清晨起得早，冬天背着的双手经常揣在袖筒里围着操场走，遇到老师同学就点一点头，说话比较谨慎。后来他告诉我，他有过历史教训，1959年被定性为有右倾言论。我在高中读书时，郑涛校长回到一中官复原职。
在高中学习期间，我回乡发起了农民学哲学活动，成立了农民学哲学小组，这个小组后来扩大到40多人，成了实实在在的农民政治夜校。
郑涛校长得知后很高兴地对我说，这或许是中国农民的第一个学哲学小组，力挺我办好。他要求一中部分教师关注夜校活动以示支持，还促动了临近几个公社的干部，组织各村团支部*到我们那里观摩学习。那几年之所以出现有点轰烈的场面，是与母校师长的支持分不开的。
本来，我上大学后，基本上与郑涛校长联系不多，但有一次听同学孙为刚的小妹孙维霞对我说，“俺一中郑校长在大会上表扬了几个一中毕业的学生，号召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一个名字就是你呢”。特别是后来有一次，郑涛校长给我打电话，说听县教育局原局长告诉他，我已经当上了宣传部长，问是真的吗？他表示特别高兴！
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动物，后来我是年年要给老校长拜年的，直到他八十多岁去世。我曾写过小品文讥讽那种因为一官半职或因一点蝇头小利而失去自我的人。可在老校长眼里，或许是他的成就感使然，他高兴。我更加深切地感到，在后一代的身上，委实寄托着他们老前辈的期望！
(四） 外语老师王野萍
在初中，王野萍老师教过我们俄语课。按说他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教的课其效果不同凡响。凡是了解王老师的人，都为他的聪明睿智点赞，更被他的人格魅力折服。记得我在高中读书时，回乡举办农民学哲学小组和政治夜校期间，王野萍老师至少去过我家三次，每一次还要邀约别的老师一起前往。而且是每每夜间步行到我家。老师如此关爱学生，连我父母也倍受感动。
我的英语启蒙老师，也是王野萍老师，我上高中时王老师转教英语。那是他刚刚进修了三个月，现学现卖。王老师求知若渴，两次报名到我所工作的学校短训进修。因为他们进修的时间基本上是我们假期时间，所以当王老师来进修前，我提前把我寝室的钥匙用信寄给他，也留下一部分饭票在房间里。不想这个事情竟被招远一中老师们知道了，多少年后甚至王野萍老师去世后还有的老师提及此事。
王老师的求索精神可嘉，为了练英语口语，我曾经看到过几次，他一直粘着一个具有外国血统的英语老师不放，尽管他当时在口语实践中会出现语法问题和动词时态的错误，但他为了多练多学多纠正，真是拿出了“铁嘴铁脸铁舌头”的忘我勤学精神。
学外语年龄越大越困难，王老师过去一直教俄语，而立之年后才开始从头拾掇英语，真是不敢想象这毅力，仅凭他几次进修和平时孜孜不倦学习，竟然成了当时招远境内的英语权威，最后调到招远教师进修学校担任主讲老师。他一直很谦虚，一直觉得自己学得太少，正是其孜孜以求的求索精神，博得大家的赞许和称道。
1987年岁末，我在科威特担任中建总公司几个项目的翻译已经两年多，在即将回国前我给王老师去了一信，告诉他我所在的265套楼房项目基本完工，承接维修项目的可能由招远建筑公司来完成，希望他尽可能争取来这里做翻译工作。我已经向有关方面举荐了。
王老师很兴奋，但他来信讲其口头翻译恐怕水平不行，担心误事。我鼓励他没问题，希望他把一些有关建筑的单词和术语提前学一学。在此基础上可以水涨船高，在干中适应。在我回国以后，得知中建总公司已经同意王老师担任翻译一职。他和将要出国的近百名人员还专门请我做了在科威特的见闻报告。
我的一个经验证明，对于外方的非理性行为，必须有理有利有节的进行抗争，才能通过“受气关”。王老师说不仅是外语压力大，如何应对复杂局面，真是有些顾虑。我曾经激励他说，和老外们打交道生不得气。我还告诉了一个故事，我方有一个50多岁的李工程师被鬼子气得晚饭没吃蒙着被哭，我曾去劝导他“权当让驴踢了一脚，与牲口生什么气？被狗咬了一口，咱还能去回头再咬它一口？别生气，生气是和自己过不去”。
王老师出国后，给我来了好几封信，其中一封是中方经理要求我重返科威特，因为资方项目经理和我方闹僵了，处处找麻烦。而资方总经理阿利亚则曾问我方经理，你们为什么不把孙先生请回来？我回信讲，我不可能回去，一是我已经在宣传部任职，国内不可能让我出去；二是我走前干了七个月的中方代表，其位置高于项目经理，而且资方几个项目经理都知道我和其总经理阿里亚关系很好（其实是谈判桌上拍桌子拍出来的“友谊”），其项目经理均怕我找他们的麻烦，因此他们也不敢欺凌我们。我临走时资方要求留我做其总公司的劳资双方协调人，我说了狠话“我是不会为你们资本家服务的”才回来的，所以我不可能再回去。
王老师要求我写信，我就给资方项目经理和总经理各去一封信，请他们善待我的老师。王老师来信说，我去信后他们态度好了不过一个月，现在又狰狞了。我曾经给资方经理写过两次沟通信，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抑或资方欺人太甚，王老师免不了要受夹板子气，所以肝火上升，他终于撑不住了。当王老师在科威特拿到化验单报告，他第一个得知自己罹患肝癌，精神也垮下来了。他旋即回国，却无力回天，不治身亡。
当时我在北京，待赶回来，王老师的葬礼已经举行了，据说招远县五大领导班子成员都参加了葬礼，葬礼那天参加者达五百多人，有很多是招远一中的学生，大家都不约而同赶去凭吊。得知王老师的骨灰仍然存放在西山火化场，我去了，在那里长跪不起。我呜咽着埋怨自己不该鼓动王老师出国······
我追恨自己如果当时我答应再回去了，或许能帮王老师的忙，王老师不至于走得这么早······一切都晚了！王老师，您只有49岁呀！
我走进招远教师进修学校找到校长李奇瑞，告诉他我要动手写一写王老师。不久，《烟台日报》用了很大的篇幅登载了长篇通讯《人民的好教师王野萍》，作者是国内知名作家，我的初中同班孙为刚同学。
作者2023年夏月写于英格兰
壹点号Sh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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