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现在的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
一次会议上，梁思成为保护古迹，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自称“改革派”的吴晗针锋相对，吴晗斥责：将来北京城里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当即痛哭失声。
早年，沈从文曾怀着文学家的天真，写下一篇《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借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之口，描述对北平未来的设想：“北平首宜有一治哲学，习历史，懂美术，爱音乐之全能市长”，认为梁思成若能担任北平副市长，“实中国一大光荣事。”
虽然没有当副市长，但梁思成确如沈从文期待的那样，深度参与了北京的建设。然而，变幻不定的政治气候下，理性的声量越来越微弱。解放初梁思成怀抱的“乐观”、“希望”渐渐远离，取而代之的，是当时沈从文所感到的“精神上的压迫”。和沈从文一样，在狂热的新时代里，他渐渐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古迹渐次被毁，失去，似乎成了梁思成生活的主题。很快，他迎来了最具毁灭性的丧失。
1955年4月，林徽因病逝。当时，梁思成就住在她隔壁的病房，但他没能听到妻子的告别。前一天深夜，林徽因对护士说，想见见丈夫，因为时间太晚，护士劝阻了她。等梁思成醒来赶到妻子床前时，她已经陷入了昏迷。他只能握住妻子枯槁的手，泪流不止。
不能止息的或许还有回忆——
——刚回国在东北大学初创建筑系，他是系主任，妻子是他手下唯一的老师；
——在北京营造学社工作时，妻子经常和他一起外出调查古建筑；
——抗战时流亡四川李庄，妻子长年卧病，但只要身体状况稍稍好转，就坚持帮他绘图、查找文献；
——她拖着病体，用嘶哑的声音当面斥责吴晗：你们把真古董拆了，是要后悔的！到时再想建，就只能建假古董！
妻子是他建筑之路上最忠实的同伴和支持者，也仿佛是另一个他，一个更率真、刚烈的他。
图|梁思成、林徽因一同测绘古迹
富于文学才能的林徽因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在那些轻灵温婉的诗句里，她常常嵌入建筑的美：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
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如今，“百层塔”和“琉璃檐”都被摧毁了，妻子动人的笑声也永远离去。
而批判却到来了。
就在林徽因去世前三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某些建筑师中间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而早在这年一月，会议已经决定，正式开展批梁运动。5月，成立批判梁思成办公室，组织撰写大量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文章，将他提倡的民族形式斥为“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复古主义”。
重压之下，梁思成于5月27日写了检讨，批判自己的“错误理论”，追悔“自视为专家，不服从领导。”他还不得不主持会议，批判昔日的亲密伙伴陈占祥。
自此，梁思成的学术生命基本终结，他几乎再没有写过建筑论文。那支曾用来绘图、著述的笔，在此后的十数年时间里，最大的用途是写各式各样的检查。
时代的疾风同样摧折了朋友们。沈从文放弃写作，转向文物研究；与梁家多年为邻的哲学家金岳霖被迫彻底改造思想。他安慰梁思成：你学的是工程技术，批判了艺术的一半，至少还留下工程的一半。我却是连根拔掉，一切从新学起。要讲痛苦，我比你痛得多，苦得多。
但金岳霖或许忽略了一点，和纯粹的精神煎熬相比，梁思成的痛苦是具像的——他目睹一座座自己视作生命的古迹建筑被拆毁：“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这样的痛苦不能见容于当时，*评价：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66年，梁思成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一家五口被赶到一间仅有24平米、窄小阴冷的房屋。研究了一辈子建筑的学者，失去了基本的栖身之所。更致命的是精神摧残：一张批判他的漫画大字报上，他的颈上挂着北京城墙，下面写着：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了。这是梁思成写过的一句话，被作为“罪证”。
而此时，北京仅剩的内城城墙正被拆除。
听说拆西直门时挖出了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梁思成特别想看看。病中行动不便的他恳求第二任妻子，去西直门帮他拍张照片。妻子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跑到那儿去照相，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吗？咱们现在躲都躲不过来，还自己送上去挨批吗？城门很快被拆毁，他没能看到。
此前，梁思成在游桂林叠彩山时写过一首诗：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他深信时代是进步的，需要去除自身陈旧、落后的部分去追赶。然而，结果却是被抛得更远。得知自己早年勘察过的河北的一所辽代寺庙被拆毁，人们说“辽代的木头有什么用？不如拿去修桥”后，他常常自嘲：我也是一块辽代的木头。
今天重走北京旧城，仍能依稀从角楼的飞檐、胡同的青砖、脆亮的鸽哨中领会到它古老悠长的气韵。可以想见，还保持着完整风貌的时候，它的阔大、明朗、渊深是怎样涵养着自少年时起便在此生活的梁思成，型塑他宽厚儒雅的性情，给他物理和精神的双重庇护与滋养。这座城里四处散布着的梁思成的生命痕迹，是他与北京血脉相连的证据。
梁思成初到北京，是在1913年。12岁的他和全家从日本返回中国，定居北京，就住在北海附近的南长街上，而梁启超的办公室在北海公园门口的团城。古老的都城从此成了梁思成的家。
3年后，梁思成考入清华学校。在校期间，他和同样出身名门的林徽因相恋了。彼时林徽因刚和父亲自欧陆游历归来，她对梁思成说，自己将来想学建筑。当时梁思成还不知道建筑是什么，林徽因告诉他，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科学。爱绘画的梁思成，也选择了建筑作为专业。
1924年，梁林相偕赴美，分别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和美术系。在那里，梁思成接受了严格的专业训练。学习建筑史时，他发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建筑都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而中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甚至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这样的空白，让他立志投身中国古建筑研究。
1928年，新婚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中国，不久，梁启超病逝。梁思成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地，安葬在北京西山梁氏家族墓园。北京不仅是生活地，也是亲人的埋骨之所，牵系着梁思成最温柔的情感。
在东北大学任教3年后返京，梁思成进入营造学社工作。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一群心系传统的学者聚到这里，揭开了探寻中国建筑史的第一页。而梁思成的研究，正是从北京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