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业余爱好是做菜，他是真正的美食家,会吃更会做
不出意外，他也喜欢观瞧烧烤的人。“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若是火旺，男人就脱得只穿一件衬衫露怀，解衣磅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可如今，“斯文”的烧烤店越开越多，汪曾祺笔下的“武吃者”几近灭绝，他的这一记录，可以刊登在“中国的红色美食名录”上。
汪曾祺也把北京人最常吃的面，写到了点儿上。他在101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结识了一位闲人老头儿，这位大爷中午吃抻面，晚上吃“拨鱼儿”，他每天的佐料，就是炸酱——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汪曾祺说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敌伪时期，吃混合面，解放军进城，开国大典，放礼花，没完没了的各种运动，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祸乱，“四人帮”垮台，华国锋领导，华国锋下台……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都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又写道，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面、拨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是一个活庄子。
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个人和“活庄子”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汪曾祺觉得他易于满足，对于物质要求不高，像这个城市里的大多数人，爱瞧热闹，但又不爱管闲事。胡同促生出一种封闭的文化，“忍”就是几十年也不“挪窝儿”。北京人大都安分守己，甚至逆来顺受，北京就是一块豆腐，四四方方，软塌塌，没什么章法。面条、小炒，无非是些顺民菜，是平民心态，是乐观，也是一种妥协。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只要活着，就挺好。可老舍说，为什么老实人活着是这么困难呢？那就再老实点呗。
再后来，随着《闹市闲人》的刊登，汪曾祺搬到了蒲黄榆，彻底远离了胡同生活，不过他仍旧喜欢下厨，做北京菜。尤文章可见，他的京菜，也是带有一点儿南方口音的。
高邮，在市内吃早茶的市民（张雷 摄）
乡愁忆旧
19岁离家，直到数十载后才回到家乡，仅凭着记忆和偶尔的探望，汪曾祺写下故乡的食物。高邮的咸鸭蛋是琐碎记忆中的一篇，也是关于故乡记忆中，最活灵活现的一文：孩子兴挂“鸭蛋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也是童年趣味，不似今天的咸鸭蛋，是偶尔想起的一道辅食而已。
我走过不少地方，所食鸭蛋多矣，皆不能和高邮的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他又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在汪曾祺的谈吃中，人们见识到了吃醋的山西人，爱吃甜食的广东人，无尽逐臭的长沙火宫殿，金华的竹叶腿，又读到了四川的叙府糟蛋，宁波的瓦楞明蚶，却远不比家乡的炒米、焦屑、咸鸭蛋、咸菜茨菇汤、河鲜、水鸟有滋味，有关马齿苋、蒌蒿、山野的菜，他试图用家乡话来表达一种有关眷恋的情愫。
他在书写南方食物时，仍旧不忘北方式的幽默，他说：“北方人不识茨菇，我买茨菇，总要有人问我：‘这是什么？’——‘茨菇’——‘茨菇是什么？’哈，这可不好回答。”小剂量的傲慢，是他对野菜特殊的情感。“过去，我的家乡人吃野菜主要是为了度荒，现在吃野菜则是为了尝新了。”他又有些惋惜地写道，北京的茨菇卖得很贵，价钱和“洞子货”（温室所产）的西红柿、野鸡脖韭菜差不多。足见，懂得吃小菜的人的缜密心思与细腻人格。
“奶奶是饿死的，黄油也舍不得用。开三级干部会*了十来只羊，妈妈狠心给萧胜做了黄油烙饼，眼里都是泪……”黄油烙饼，是咸的，眼泪也是咸的。《黄油烙饼》是汪曾祺在198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以“大跃进”为背景，描写了萧胜一家在饥饿年代里的故事。
萧胜吃了两口，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这是典型的汪曾祺式小说，文字温且平和，没有一丝煽情的味道，经过长时间的铺垫，只一句，便能触及燃点，声嘶力竭地对荒谬时代鞭挞。作为作家，他始终绕不开的是少年时代，由此，想到金宇澄在《繁花》中也有一段相似的文字：蓓蒂的爸爸，从研究所带回一只兔子。蓓蒂高兴，绍兴阿婆不高兴，因为供应紧张，小菜越来越难买，阿婆不让兔子进房间，只许在小花园里吃野草。蓓蒂抽了篮里的菜叶，让兔子吃，阿婆抢过菜叶，拖蓓蒂进厨房，蓓蒂就哭了，只吃饭，菜拨到阿婆碗里。阿婆说，吃了菜，小牙齿就白。蓓蒂说，不要白。阿婆不响，吃了菜梗，菜叶子揿到蓓蒂碗里，蓓蒂仍旧哭。
